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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四讲: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4月15日郑州研究院荣幸的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社会学教授李培林在郑州大学新校区演讲“双重中等收入陷阱”。解答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解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等问题,以下是李培林教授演讲内容的详述。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和国际国内的背景

根据演讲内容: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和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系,中央对国际形势重大判断就是世界格局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少年都没有大变局的说法,最早是李鸿章提出来的,他当时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是指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梁启超把他改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我们重新提出这个话题,我们改成百年,百年也很长,这百年当中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殖民地的崛起和独立、苏东剧变,我们现在有什么事能够比这些事件更大?为什么说是百年未有?这个主要是指二战以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参与的世界经济的秩序目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个国际经济,美国是群主,现在群主退群,全世界对前景扑朔迷离,而且现在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从长远来看,目前美国朝野两党、政学商三界都已经达成共识,就是把我国看成长远的对手,这个趋势不管是不是特朗普当政,都是没法改变的,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化的趋势发生曲折甚至逆转,所以我们自己的表述是改革开放40年以后,我们现在认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仍在,但是战略期的内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个词叫“我国发展面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说法,我们确实是当前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趋势、新的问题。

这是指国际的一个变化,国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高出口,就是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和出口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6.2%,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三分之二以上推动经济的力量来自消费,比2017年提高了18.6个百分点,连续5年消费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这是好事还是令我们担心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适应经济结构和新常态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向新的增长动力和结构变化。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很多的担忧,我们过早的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第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主要以工业来推动经济的增长的过程,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昨天我们在郑州,和郑州的发改委领导在谈,当一个地方工业缺乏,马上出现财政、税收出现问题,甚至就业都会出现问题。

第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现在这个数据统计还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率是以全要素生产力为基础+IND投入,这两个数合并以后,算出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一个算法国际上也有,并不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对科技进步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些动力的变化,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也潜伏着一些风险。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2007年在一份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卡拉斯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而且卡拉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一直是全世界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专家。东亚复兴是亚洲增长报告,每4年发布一次,在2007年首先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报告里边的含义就是后发国家的赶超和转型,绝大多数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的阶段时会出现停滞,为什么会出现停滞?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低收入国家在竞争中不再具有优势,然而在高端技术方面,低收入国家又遭受发达国家的打压,所以形成了一个“夹心饼”的效应,造成低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停滞很长的一个阶段,这是卡拉斯理论上的一个解释。我们从表面上看,中国某些方面也存在困境,我们的5G技术,无论是华为、中兴都受到美国的打压,同时我们在造鞋、造服装、玩具的优势,面对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很多资源也在往这些国家转移,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关于“双重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个人加上的,什么叫双重?一是在人均经济产出在中等发达阶段需要有一套逻辑来解释,即很难超越中等发展阶段。二是要有一个逻辑上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我们分析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有的说是腐败、外债太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等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些国家的消费成为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的时候,自身的消费上不去,不能够提供这样的基础的力量,而出口和资本的投入优势已经覆盖,所以把这些联系起来,当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在规模上持续扩大的时候,他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所以经济也很难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我们把这个叫做“双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伪命题

现在也有人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当然说伪命题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为代表,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我们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停止,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是过分的担心。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伪命题,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有一个数量级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从人均平均8000美元到高收入国家12600美元,按照去年年底的汇率计算,中国现在人均GDP9600美元,当然每个省、每个地区不一样,全国平均是这样,所以按照现在增长率推算,大概在十四五期间可以跨越126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就是现代化国家,高收入国家是一个收入的阶段,也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通常认为是你进入到OECD组织才是发达国家,尽管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是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这里边所有的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的文章里边,王绍光的一篇文章说的比较有学理性,他认为既然所谓的命题,那就需要有一套因果的逻辑来解释,现在大多数是一个描述,而且这个描述是并没有一个因果联系的证明。比如说最早“中等收入陷阱”的来源,在世界银行专家提出之前,有一个学者格瑞特提出“夹心层”的理论,他分析了1980-2000年世界经济体按高、中、低分组,他发现中等收入组增长远慢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所以他提出“夹心层”理论,中等收入陷阱是根据这个理论提出的,后来也有很多学者重新进行分组,什么叫高、中、低?现在一般都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但是学者有自己的分组,进行不同的标准分组之后,发现结果完全不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理论根本没有经过非常严格可重复的验证。

另外,“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在国内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因为世界银行2013年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这个报告当中指出,1960年世界上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的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是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这里边实现的转型、赶超,大家都知道“中亚增长模型”,特别是这几个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的经济体,特别当作反面例子的就是拉美这几个国家,比如说阿根廷、智利都远远的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后来就掉过来了,货币一贬值,从人均20000多美元一下子就掉到七八千美元,目前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000-1000大概停留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国家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很多言论指出只是拿拉美的例子和我们国家相比不妥善,我们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国家非常之大,地域非常之广,发展差距很大,现在中国已经有10个省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以5%的速度增长,拉美的这个例子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个伪命题。最关键的他认为我们所讲的是个伪命题标志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套用因果联系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当我们解释“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我们都已经有成熟的经济理论模型,为什发展中国家走不出这种状态,中等收入阶段根本没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怎么能说是一个陷阱?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命题,如果是陷阱的话,应该是一个无知的陷阱,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我们已经提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消费目前已经达到76%以上,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投资和出口推动力的大量的下降,而造成消费比例的上升,并不是消费本身的力量有了增长,而且消费的总量的增长率现在也是在下降的。

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个增长,这个总额的增长,最近几年增长率也是在下降的,而且2018年消费总额的增长率是进行十几年来首次下降到10%以下,2018年是9%,但是现在好的是消费总额的增长一直是GDP增长之上,长期以来都是在10%以上的,去年是第一次讲到10%以下,只增长了9%,而且消费大家知道,按照经济学首先收入决定的,没有收入哪来的消费?收入去年也不是特别理想,居民收入增长2014年公布以来,2014年之前公布的是城乡分别多少,就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多少?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多少?2014年以后我们把他合并了,就是城乡居民人均,第一次公布了这个数据,2014年公布以来,就是首次低于了GDP的增长,这些年来我们多数年份居民收入增长是高于GDP,现在叫同步增长,但是已经低于GDP的增长,尽管只有低了一个千分点,我们看收入和消费实际上增长都没有发生奇迹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前面所谈到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达到76%以上,实际上是因为投资和出口的下降造成相对比例的一个上升。为什么我们说收入对消费是有作用的?收入对消费的作用不光体现在消费本身人均的增长,还体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在中国家庭消费当中有一条非常明显的规律,家庭的消费率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这是按照全国的家庭十等分分组,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越低收入的家庭消费率越高,越高收入的家庭消费率越低,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高收入家庭消费已经饱和,所以消费率比较低,而低收入家庭生活需求很多,钱不够花,所以他的消费率高。当一个社会如果你的收入分配极不平均,就会出现需要消费的人群没有钱,有钱的人不消费,造成整个社会消费难以快速增长、难以支撑未来经济的长期,因为所有的大国都不能长期靠出口、投资来推动,所以世界上发达大国基本上都是靠消费来推动。我们也在往这样一个方向转型,但是消费的增长实际上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要培养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支撑未来的发展,但是现在的数据和情况来讲,并不理想,所以会看到我们在深入分配的状态下,居民的消费率偏低。2000-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比重从63.3%下降到50.6%,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的全世界的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58%,但是高收入国家60%,低收入国48%,只有中国是37%,我们比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率还要低很多,所以世界上有的人认为中国是传统习惯的文化,中国人愿意存钱,我们也把这个传统习惯当成一个优势,我们储蓄率高,所以我们投资高,但现在投资率在下降、储蓄率在下降,消费率还没有上去,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危言耸听,它是确实存在的一种增长的风险。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达到5亿多

为什么我们消费率偏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消费保障人民消费预期的整套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我们要靠家庭的储蓄规避未来生活的风险,比如说现在几大银行进行的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为什么存钱?排在第一位的子女教育,第二位的看病、买房、养老,这是我们储蓄的几大目的。当一个社会能够提供一个未来稳定的消费预期,当人们知道未来有多少钱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就不需要现在存钱供以后来花,人们才能够积极的消费。大家都知道上大学,国内的大学相对来说还比较便宜,在北京如果考不上好大学,很多很把孩子送到美国、英联邦国家去读书,出去以后学费就高几十倍了,一个学生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学习,读4年家里至少得提供200多万人民币,一个公务员、教授提供200多万,那也不是小数,那得存很多年,何况还有买房、看病等其他的,所以现在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文化的差异,还是体制上没有进一步的完善。

对居民行为的影响,就是居民消费率低还是消费率高?到底消费不消费?这其中有很多决定的因素,经济学强调的是收入决定消费,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关键性的因素,也很容易证明。第二个理论叫消费倾向的理论,为什么要储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还有其他影响支出的未来预期,还有社会学很多研究叫消费品味的观念,消费的观念也不一样,比如说中产阶级,各个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引领大众消费潮流的,国内很多月光族,虽然钱没有这么多,为了保证品味,背什么样的包包,听什么样的音乐,我的衣着方式,穿什么样的品牌,都有一套消费的理念促成你要成为哪一类人群的一分子,不管怎么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家一个共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是保证国家大众消费形成和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对我们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推算,现在世界上有中等收入群体并没有像高收入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线,世界银行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达到按购买力评价计算10-100美元,这样一个区间他认为是中等收入群体,美元的计算10-100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要考虑到货币在当地国家能够购买的东西,就是物价的差异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汇率,现在617、618或619,人民币跟汇率美元,现在我们按照购买力大概3.3个人民币就可以兑换一个购买力评价的美元,他这个标准就相当于你们要换算一下,一天只有10美元,30多人民币,一个月才一千多块钱,虽然三口之家,一个月工作三五千工钱就是中等收入,在我们国家很低,每个农民工都是中等收入群体了,他是为发展中国家来提供的,现在我们好像感觉都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太低了,按照他的推算,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现在大概达到5亿多。

现在国家统计局现在采取的内部的常识的指标,但是还没有对外广泛的运用,在领导人讲话中是依据这个,我们叫做“家庭年收入”,我们假定城市现在的一家三个多人,按照人口普查,一家三个人多,家庭年收入10-50万元叫中等收入家庭。今年总理在答国内外记者的时候,报了一个数字,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达到了约4亿人,但是问题产生了,这样一个线是一个绝对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你这个线都在提高,就像一个平均线一样,我们定了一个平均线,超过这个平均线这个地方就不贫困了,问题上这个平均线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要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线,大部分人都是贫困,所以很多人进行国际比较,认为必须用相对数,相对数怎么来讲?

我们把收入中位数的比例相当于全部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200%区间,处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区间相对数的扩大就依赖你事物结构的变化,如果贫富差距不缩小,你尽管普遍的收入在增长,但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难以扩大。我们会看到现在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和一些金砖国家里边的新兴大国进行比较,中国按照共同的标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偏小,按照2015的数据中国是38.2%,俄罗斯达到了56.5%,巴西达到了43.9%,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需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没有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是难以迅速的扩大规模,所以我们现在和俄罗斯相比,会看到我们的富人很多,但我们的穷人也很多,唯独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按比例来说,现在仍然是偏低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收入分配趋势按照经济趋势计算,我们在2018年达到了顶点,按照一个曲线衡量整个社会分配的不平衡的因素,从1978年以来,经过一个微弱的下降以后快速的提升,现在一直这个点到了2018年达到顶点0.496,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2008年以来在微弱的走向缩小的经济态势,这个曲线如果呈现的一个“倒U型”的,那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诺贝尔获得者库兹涅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发展中国家在扩张的时候,收入差距过大,到达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收入分配会得到一定的调整。他的解释是在初期阶段,劳动是便宜的,资本和技术是稀缺昂贵的,但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会成为紧缺的,所以价格会快速上涨。还有另外一种政治学的解释,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公民的工资、权利、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强,通过一系列的工人运动,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会得到调整,我们国家现在也呈现出一个“倒U型”,但是最近3年,2016、2017、2018年经济指数又出现了微弱的变化,所以前景变的不太确定。下边这条曲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倍数变化,这个倍数变化也呈现一个“倒U型”,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城乡差距,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城乡差距的缩小是影响收入分配得以改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现在好处是什么?现在城乡差距缩小还没有出现逆转。城乡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的特质就是人多地少,像中国只有这么多土地,每个农户平均土地只有0.5公顷。在欧洲,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农民他要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至少要有30公顷以上,15亩地才是1公顷,所以我们每个农户平均是半公顷,在这半公顷土地上,农户需要种什么东西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农业大省,河南生产的粮食接近国家的十分之一,河南确实为全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对农户来讲,现在一个基本的可能性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一个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因此我们现在也要转移农村的劳动力。

基于以上推论,我们会看到在经济结构当中,现在全国GDP当中,农业的产出已经下降到整个GDP大蛋糕的8%,河南我不知道,河南要高一些,河南这么多粮食,我想至少应该有15%,但是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了28%,乡村居住的人口还有41%,就是说41%的乡村人口和28%的农村劳动力分享了全国的这块蛋糕,只有8%的GDP蛋糕,这也是最显明的农村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转移农村劳动力遇到了很多阻碍,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年轻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可能是最后一代农民,当今这一代肯定不会回去种田,即使现在回到农村,也会是以现代职业农民进行规模化经营,只有通过这样的经营方式才有可能达到中等生活水平,否则农村现在已经不能留住年轻人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困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让这些农民能够普遍的以某种方式能够富裕起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消费现在还遇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消费理念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在中国的阶层类型当中,现在出现一个趋势普遍偏下的现象,我们刚才讲了消费的影响因素,除了经济学的收入决定以外,就是消费理念的影响。

中国现在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普遍偏下,实际上不利于消费。从2003-2017年,我们把社会分成5个阶层,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你是属于哪一阶层?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这个和全世界的调查结果都是有差异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包括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那一部分大概在55%-60%,然而在中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和下层。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调查的样本里面,很多副教授、处级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是中下层。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但这实际上是和个人比较的参照系有关,你是参照社会上哪一部分人来认同自己所在的位置?比如说北京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工资也有将近9000块钱,在全国来讲也是非常之高的,但如果我们和这样一个干部去谈一谈,他会觉得他在北京没有办法生存,他现在分不到房子,还在租房子,但是在北京三环以外租个两间房子起码也得6000块钱,就是两个人挣钱,老公的钱先把房租交了,一个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一个月下来也得几千块的指出,有的时候保姆还雇不起,付给保姆的佣金比个人工资的还高,仍然需要把父母接来看孩子,他的感受即便是自己在整个分配体系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他的感受仍然是偏低的,这也是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消费情况重要的因素。

我们把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进行交互分析,中等收入群体完全是按照收入的登记,消费是按照阶层,阶层对于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很看重你是不是白领,是不是受到大学以上的教育等因素,你会看到即便是在高收入群体当中,认为自己是中层以上的,也就是50%,50%的高收入群体还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以下的。包括中高群体、中低群体倾向更强烈,我们现在实际上不但没有形成中等阶层,甚至没有形成中等阶层独立的群体的理念,没有这么多人来认同他们,这也是对消费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只有少部分年轻人,我们叫90后,我们叫月光族,觉得自己每个月挣5000块钱,也挺好生活的,还有信贷消费,什么东西都要比照中产阶级,那是一个很罕见的少数人,并不是作为全社会的影响因素。

今天讲整个国家未来消费大的趋势不利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我们知道在所有国家,消费的主体都是劳动力,孩子是靠劳动力来挣钱的,人们一般认为,一旦达到老年以后,消费行为会收缩,中国现在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无论是相当于人口劳动力比例,还是决定性人口都在下降,我们现在计算劳动力年龄,中国是按照16-59岁,这个比国际上要小一点,国际上一般把劳动力人口一直要计算到65岁,我们中国退休制度相对来说退休年龄还比较年轻。像郑秉文教授(郑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养老的,现在最希望的是推迟退休年龄,但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受到现在很多蓝领劳动力极大的抗拒。因为人们等着拿退休金,好不容易等到了,退休年龄一延长还得辛辛苦苦的干几年才能拿到,这也是一个社会敏感度非常强的一个政策,讨论了很多次,但还没有实行。劳动年龄的人口收缩和下降是很重要的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不但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和成本,也对我们消费产生一些侧面影响。

所以我昨天来的时候,我问市里发改委,你们有没有准确数字在外头打工,他说还有一千多万,我说不一定,全国已经几乎接近了零增长,未来不是我们来推动劳动力怎么转移,而是说未来你想要人都要不了。短缺即便是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现在仍然是失业和劳动力供给不足,这种是同时并存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说完全和这个一致的就是老龄化的过程。由于我们独生子女一代人的政策,所以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快得多,我们较早的获得了人口红利,也较早的迎来了老龄化。因为现在我们在研究老龄化对消费可能的影响,应该说按照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来看,还没有出现明显的60-65岁以上的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消费收缩比较明显,也有人认为是中国刚刚退休的老年人是比较特殊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上山下乡,好不容易都退休了,所以现在消费观念比较开放,希望在这个阶段尽享人生,补回人生的缺憾。但是老龄化从长远来看,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由于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老龄化整个社会的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加起来)在未来一个趋势,改革开放40年几乎抚养比都是下降的,现在抚养比开始在一直的上升,这也是对我们消费能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综合这么多的因素,我们会看到,都是讲的在未来这个阶段对我们消费持续增长的不利因素。实际上中央之所以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它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我们目前还不能够提出一整套的举措能够来克服的。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停滞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1994-2017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增长率都在下降,不光是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的消费,所以说不仅是居民的收入,还有政府的收入税收都受到了影响,储蓄也在下降。那我们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我们在想如果说今天能够解释这个逻辑,我们就希望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从而促进家庭消费率普遍的增长,从而通过扩大消费使消费能够提供稳定的未来20年发展的基础性支撑。

为什么政府要大力的强调发展实体经济

现在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也采取一系列举措。

第一,警惕过早“去工业化”。我们分析一个国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劳动力成本低、投资率高,关键的一条就是说经济增长就是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中国过去劳动生产率来自哪里?还不是那些技术发明,我们把每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领域,这都是生产率的提高,数以亿计的人转移到劳动生产领域,那是多大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农村种几亩地,一年只能产出几百块钱,但他到一个工业领域一个月收入就是几千块钱,老板对整个产品的投入就更高了。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国内三大产业当中,工业是生产力最高的,其次是服务业,最低的是农业,我们过去强调的农业劳动力过去往工业转移,现在服务业当然也在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60%,如果过早的在这个阶段去工业化,相当于是一个危险的状况。我们对外都没有很多的去说,怕媒体过分的去炒作,其实最近几年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所以说过度的轻型化,虽然发达国家都是服务业为主,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但在中国这样的阶段如果过早的“去工业化”实际上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什么政府要大力的强调发展实体经济,2019年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负,整个的制造业行业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税率从10%降至9%,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降低贷款成本、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郑秉文教授(郑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社保的,社保本来形势就很严峻,但为了度过当前的困难期,政府也是毅然截然的把各地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各地降至16%。在社保方面,实际上现在各省差距很大了,南方很多生养老金节余了很多,所以说有的已经降到10%了,甚至更低了,但是东北养老金负担很重的,中央现在要求降到16%,问题是那个缺口谁来补?中央你不给我这么多钱,我地方也没钱,这些养老金怎么发?但是政府现在就毅然截然,为了保证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今年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负,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个效果很快的呈现,大家知道最近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发表的2019年的经济预期降低了全世界的增长预期,降低了美国、欧盟的预期,唯独中国还提高了预期,提高了1个千分点,从原来的6.2%提高到6.3%,因为中国其他的一些指数,2月份以后也出现很多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期望中国这些措施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想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采取各种措施缩小收入的差距。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人,一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农民工的一部分,农民工要让他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不能让农民工永远在那个档次,陷在里头永远出不来,中国现在正在采取大量的职业培训,还要在职业学校要招收100万人,让他们这一部分人走出那个永远的低门槛。再一个就是保证大学毕业的人不要落入中等收入群体之下,每年大学生七八百万,农民工里有几百万,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才有可能持续性的扩大。

2019年政府也采取了大规模的居民增收的政策,一是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现在符合减税政策全国约有8000万,现在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大部分在5000块以下,所以整个的阶层,低收入群体,还是比较立竿见影,而且除了降税起征点的提高,还有就是今年实行6项专项扣除,虽然你高于5000块钱,因为有养老、孩子上学、买房贷款等等,还可以在税前列支作为税收返还的一项,这一项要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比较有利的。

另外一个,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整个居民养老标准也在提高。

中国如何走出二元的“中等收入陷阱”

贫困人口的减少、城乡差距的减少、是未来中国走出二元的“中等收入陷阱”。

最重要的,2019年要稳住就业。大家知道中央第一次把就业列在宏观政策的层面。什么叫宏观政策?过去宏观政策是四大领域,这次首次把就业列入宏观政策,就是经济增长以就业作为考量来设定的增长指标,所以说设了6稳之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现在的就业,我在全国人大,因为今年要进行就业促进法的专项检查,还让我带队到广州、湖南去专门调查。调查的结果我感觉到,现在的就业中国和过去完全是两难并存的一个局面。过去在历史上,中国一到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失业人群马上会大规模的上升。两个风险点,一个是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不善,中央实行国有企业改制,将近3000-5000万人国有企业职业失业下岗,那时候全国一片悲怆的情绪。另外一个是201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失去工作,那个造成一时的紧张局面,这一次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并没有造成严峻的就业状况,甚至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广东那些地方,反而招不到人成为主要的矛盾。有的时候老板招不到人,他会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也不一样了,现在90后、00后工资要求也高,我招了他,他问生活怎么样?有没有洗澡?有没有WIFI?加班费是多少?有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现在不是老板炒他了。现在不一样了,这里干的不好到别的地方去,这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甚至是排队找一个岗位,老板在挑人,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地方老板招人,这个人在挑单位。所以两边其实情况都有,特别是向河南和四川,过去也是就业反映一个指标的大省,像河南的劳动力外出的人数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包括河南本身的就业是供给不足?还是出现严重的失业局面?如果河南就业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全国就业不会出现问题。所以稳定就业,从理论上来说,就业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今年中央如此的强调,也是担心在这方面出现问题,直到目前,根据情况担心的风险不像其他情况那么严峻。

第二,持续地大规模减贫。按照现行的标准,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只剩下1660万人,现在一年减少1386万人,按照预期的三年脱贫攻坚,这1660万人在两年之内减少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平均的标准是按照2010年农民年均年收入是2300元,换成现在大概年收入在3300元,所以按照现在中央决心和推进的速度,现在全面消除这个标准以下的绝对贫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来最贫困的是在7%以下的,云南、贵州、西藏、甘肃、新疆,这是2017年的数据,2018年所有的省份贫困人口都低于了6%。最后可以看到贫困的标准,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贫困的发生率和贫困总的人口在持续的下降,这应当说中国受到全世界赞誉最大的一个成就。我们现在中央除了收入标准,还给出一个描述性的标准,叫“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两项有问题也不能说免除了贫困。所以今年又提出一个新概念“三区三州”,过去叫18个贫困地区,现在把他集中在“三区三州”,“三区”是西藏、新疆南疆四个地州和四川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回族州、四川的凉山彝族州和云南的怒江傈傈族州,大家知道怒江和凉山彝族原来都是刀耕火种的地方,都是风景非常美丽,和北方的贫困不一样,那些地方都是有山有水绿色,但是由于在高山上,所以生活还是贫困的。

我们也在考虑持续的提高消费、提高基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部分就是未来的贫困政策,直到目前中央还没有松口。虽然时间已经很近了,十四五规划当中要提出来一个新的关于贫困减贫的一个方案,在2016-2030年国家发展人口规划,在方向上,就是要探索建立符合国情贫困人口的治理体系,推动扶贫开发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环节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由主要解决农村贫困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转变,这两个转变,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转变,是我们现在这个叫绝对贫穷,意思是我们自己定了一个贫困线,这个线之下就叫贫困。什么叫相对贫困?发达国家,像美国、欧盟,这些OECD国家,他们贫困标准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的50%以下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贫困。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指标,要采用这个指标,中国可能一半人都是贫困,我们根本还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相对的标准,这是一个需要考量的。

第二个转变,统筹城乡。什么意思呢?直到目前我们只承认农村有贫困,在城市叫生活困难家庭,所以城市有低保。低于一定的生活线,就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我们对外不承认在城市里面有贫困,因此制定一个统一的的贫困标准,包括了农村和城市。我们现在测算,一个是把贫困标准绝对标准化,从人均2300块钱,按照2020年不变的价格提高到4000块钱,这样农村贫困线和农村低保并轨,大约涉及到新的标准。这样的话,中国又多出来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但这还是城乡分开的。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制定城乡统一的贫困和低保并轨,就是城乡一个统一的贫困线,而且这个线和现有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那个线,都把它统一在一起,这样实际上可能会涉及到出来8000万贫困人口。如果再进一步像发达国家那样,我们哪怕低一点,我们采取一个相对标准,那就是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25%以下就定位贫困线,这个大概会出来1.6亿人。如果按照相对标准,现在国家还很难接受,出来的贫困人数太多,忽然一个贫困的标准又出来这么多人。然现在有可能采用中间这个标准,就是城乡统一了,然后和低保标准统一了,制定我们新的脱贫计划。不管怎么说,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城乡差距的减少、庞大中等群体的形成,是未来中国走出二元的“中等收入陷阱”,保证国家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持续的增长的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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