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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八讲:贸易战下中美关系及走势

2019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倪峰于郑州市市委以中美关系为主题,开展了中原大讲堂第八讲学术讲座。倪教授深入浅出的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新形势、新局面,阐释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贸易摩擦、贸易谈判、提出了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新论述。 1、中美关系的新形势、新局面 中美关系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的迅速崛起远远超出了美国的预料,而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这些意味着尼克松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美国政府对华的战略定位和对华政策取向上的正在发生质变,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全局性、体系性的变动。 2、经贸领域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主要方向 冷战结束后,经贸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利益纽带,中美经济高度互补,在基础设施、能源、信息、环保等诸多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把美方的技术、规则、经验与中国有竞争力的装备、产业相结合,双方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将有助于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特朗普政府以经贸问题为主攻方向,展开了一轮轮宽领域、高强度的对华攻势,经贸关系由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转变为两国博弈的“主战场”。 3、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施压 当下我们通常以“贸易战”来描述两国间的摩擦和冲突,事实上,美方对华采取的举措已远远超出了经贸的范畴,波及到两国关系几乎所有领域,这其中还伴随着美国的对华认知、理念、定位、目标、国内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动,这些变化正在引发中美关系的质变,使之不断向竞争、对抗、冲突的方向滑动。 4、如何看待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 倪教授认为:首先我们应从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中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贸易国、成长最快的大市场,在一带一路的的倡议下,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坚持扩大开放。其次在中美关系中树立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的理念,理智地看待中美摩擦,清醒地认识到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常态,正确地把握斗争、合作与周旋之间的关系。 主讲嘉宾 倪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1981年就读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7年7月-1992年3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92年至今,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国际研究学部研究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美国对外政策,东亚安全事务。出版《国会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政策》《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等著作十余部;在《美国研究》《世界发展研究》《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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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经济的崛起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

“构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这是郑州对交通枢纽的定位和方向。枢纽经济的崛起也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目前,郑州的枢纽经济情况如何?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11月21日,郑州发展枢纽经济研究课题组一行先后来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以下简称(航空港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了航空港区规划馆、空港跨境、中欧班列、保税物流中心、宇通客车等地方。 据该课题组介绍,将会把郑州的枢纽经济作为一项专门课题来研究探析,将会在明年10月前后发布,届时,会把郑州的枢纽经济从目前现状到今后发展以及详细数据报告,还会提供一些有效的措施和建议。 枢纽经济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都提供了什么 据了解,枢纽经济的发展将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三大利”。第一,有利于融入全球城市网络,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枢纽经济是一个地区的增长极,具有极化效应和辐射效应,枢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不断提升枢纽城市的极化效应,提升城市能级,也将提升辐射效应,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地区协同发展。第二,有利于全球视野谋划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就是开放性和核心性。 据相关专家介绍,枢纽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通过枢纽构筑开放门户和合作平台,通过枢纽网络搭建不同枢纽城市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突破自我发展空间的局限性,全球视野谋划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则是有利于创新产业发展新内涵,提升参与全球产能协作的竞争力。枢纽城市通过吸引聚集“五大要素流”,衍生出临空经济产业、临港经济产业等新产业类型以及跨境贸易、口岸服务等新型服务功能,为地区现代产业体系重构和创新注入新内涵。 现状:开通郑州—卢森堡洲际直飞客运航线,成为中国中欧班列的“主动脉” 据悉,目前郑州枢纽经济的状况,智利的车厘子,乘着包机,从南美横跨大洋,28小时后就摆上了中国的货架。一颗车厘子的跨洋之旅,勾勒出一条“全球—郑州—全国”的贸易轨迹,折射着河南郑州这座内陆城市连天接地、买卖全球的澎湃活力。 2017年这里国际货运量已紧跟北上广跃居全国第四,货运总量跻身全球前五十。在亚欧大陆的两端,“空中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双中心格局已经日渐清晰。 中欧班列(郑州)在全国中欧班列中唯一实现双出入境口岸(阿拉山口、二连浩特)、双通道(阿拉山口西通道、二连浩特中通道)高频次往返均衡对开,运行班次已由2014年的每周两班,实现了如今的每周“去程八班、回程八班”满载往返运行。货值、货重等主要指标保持在全国前列,成为中国中欧班列的“主动脉。” 据今后五年的工作目标:加快机场三期建设,扎实推进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开通郑州—卢森堡洲际直飞客运航线,确保新郑机场全年客货运吞吐量分别突破2700万次、55万吨。 展望:建成服务全球的国际综合枢纽 今后五年的工作目标,将如果发展好交通枢纽? 国际综合枢纽:持续构建以国际航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着力形成“三网融合、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的交通中枢,不断强化国家电力、信息、管道主枢纽建设,努力提升全球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建成辐射全国、链接世界、服务全球的国际综合枢纽。 中欧班列多元线路。中欧洲班列郑州线路开发:经过24个国家,连接120多个城市,到2035年实现3至4条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打造国际综合交通物流中。 据介绍,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把郑州定位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要求郑州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海上丝绸之路”。 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抢抓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机遇,高质量建设“三条丝路”、无缝衔接海上丝绸之路,高标准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系,高平建设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高密度集聚开放创新资源,高品质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着力把郑州建设成为国家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门户。 推进中欧班列(郑州)创新发展,力争全年开行650班以上 力争汽车口岸二期主体建成,全面落实推进7×24小时通关制度。加强铁路口岸与沿海港口合作,建设东向、南向等海铁联运国际通道。推进中欧班列(郑州)创新发展,力争全年开行650班以上。深入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高水平建设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 以第13次中欧区域政策合作研讨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关贸易便利化高级研讨班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外合作。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产业发展关键领域,着力在集聚区建设、价值链提升、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努力构建“四位一体”招商网络,确保73个“五职”招商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开工。 本文作者: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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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六讲:“大学生如何学哲学、用哲学”

2019年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邀请了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赴郑州大学第一报告厅作演讲,主题为:“大学生学哲学、用哲学。”演讲内容为: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要学哲学,如何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要学习哲学? 王伟光院长认为:哲学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技术。毛主席曾经讲过一句话:知识有两门,一门叫自然科学,一门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在一起叫哲学。我们之所以叫哲学社会科学,是因为社会科学讲的是社会的规律,自然科学是讲的自然方面的、分门别类的规律,哲学是概括了社会和自然,包括人的思维之上的所有规律中的一般规律。毛主席讲哲学是研究自然、研究社会、研究人的思维的最一般规律和特征的学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叫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王伟光院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总书记在政治局主持集体学习的时候一个重要讲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总书记实际上就是号召我们全党,当然也包括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大学生无论是学文科、理科、工科、医科的,无论是学文学、哲学、历史、法学、经济、物理、化学的,还是学工科建筑、医学、计算机,所有的大学生都应有个共同要学习的学问,就是哲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益”,如果我们掌握了哲学我们的人生也就多了些不一样的感悟。 如何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伟光院长建议:首先,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理论学习。我们要明白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立场,基本观点,和学习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它的基本观点为世界是物质的,一切都是从物质出发来看问题,物质决定精神,对于方法论而言,世界是对立统一的,不管什么规律,所有的一切规律都归总到对立统一规律,要学会全面的看问题、辩证的看问题。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学好哲学在于全面掌握知识,涵养个人境界,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哲学严格来讲,不是最简单的一门知识,它是一门学问,但是学哲学的人不能没有知识,除了哲学对于其他领域一无所知,那样的哲学不叫哲学,所以学哲学不仅要在中西方历史、自然科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全面学习,全面掌握知识,还要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它不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这个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既要改造主观世界,又要改造客观世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大学期间,就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期间,通过改造主观世界,将来走向社会去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进一步的改造你的主观世界,这就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人。 人物档案 王伟光:男,汉族,1950年2月生,山东乳山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等职务。 王伟光院长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领导及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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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四讲: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4月15日郑州研究院荣幸的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社会学教授李培林在郑州大学新校区演讲“双重中等收入陷阱”。解答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解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等问题,以下是李培林教授演讲内容的详述。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和国际国内的背景 根据演讲内容: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和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系,中央对国际形势重大判断就是世界格局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少年都没有大变局的说法,最早是李鸿章提出来的,他当时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是指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梁启超把他改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我们重新提出这个话题,我们改成百年,百年也很长,这百年当中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殖民地的崛起和独立、苏东剧变,我们现在有什么事能够比这些事件更大?为什么说是百年未有?这个主要是指二战以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参与的世界经济的秩序目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个国际经济,美国是群主,现在群主退群,全世界对前景扑朔迷离,而且现在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从长远来看,目前美国朝野两党、政学商三界都已经达成共识,就是把我国看成长远的对手,这个趋势不管是不是特朗普当政,都是没法改变的,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化的趋势发生曲折甚至逆转,所以我们自己的表述是改革开放40年以后,我们现在认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仍在,但是战略期的内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个词叫“我国发展面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说法,我们确实是当前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趋势、新的问题。 这是指国际的一个变化,国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高出口,就是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和出口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6.2%,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三分之二以上推动经济的力量来自消费,比2017年提高了18.6个百分点,连续5年消费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这是好事还是令我们担心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适应经济结构和新常态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向新的增长动力和结构变化。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很多的担忧,我们过早的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第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主要以工业来推动经济的增长的过程,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昨天我们在郑州,和郑州的发改委领导在谈,当一个地方工业缺乏,马上出现财政、税收出现问题,甚至就业都会出现问题。 第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现在这个数据统计还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率是以全要素生产力为基础+IND投入,这两个数合并以后,算出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一个算法国际上也有,并不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对科技进步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些动力的变化,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也潜伏着一些风险。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2007年在一份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卡拉斯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而且卡拉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一直是全世界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专家。东亚复兴是亚洲增长报告,每4年发布一次,在2007年首先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报告里边的含义就是后发国家的赶超和转型,绝大多数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的阶段时会出现停滞,为什么会出现停滞?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低收入国家在竞争中不再具有优势,然而在高端技术方面,低收入国家又遭受发达国家的打压,所以形成了一个“夹心饼”的效应,造成低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停滞很长的一个阶段,这是卡拉斯理论上的一个解释。我们从表面上看,中国某些方面也存在困境,我们的5G技术,无论是华为、中兴都受到美国的打压,同时我们在造鞋、造服装、玩具的优势,面对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很多资源也在往这些国家转移,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关于“双重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个人加上的,什么叫双重?一是在人均经济产出在中等发达阶段需要有一套逻辑来解释,即很难超越中等发展阶段。二是要有一个逻辑上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我们分析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有的说是腐败、外债太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等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些国家的消费成为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的时候,自身的消费上不去,不能够提供这样的基础的力量,而出口和资本的投入优势已经覆盖,所以把这些联系起来,当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在规模上持续扩大的时候,他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所以经济也很难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我们把这个叫做“双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伪命题 现在也有人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当然说伪命题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为代表,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我们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停止,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是过分的担心。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伪命题,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有一个数量级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从人均平均8000美元到高收入国家12600美元,按照去年年底的汇率计算,中国现在人均GDP9600美元,当然每个省、每个地区不一样,全国平均是这样,所以按照现在增长率推算,大概在十四五期间可以跨越126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就是现代化国家,高收入国家是一个收入的阶段,也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通常认为是你进入到OECD组织才是发达国家,尽管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是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这里边所有的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的文章里边,王绍光的一篇文章说的比较有学理性,他认为既然所谓的命题,那就需要有一套因果的逻辑来解释,现在大多数是一个描述,而且这个描述是并没有一个因果联系的证明。比如说最早“中等收入陷阱”的来源,在世界银行专家提出之前,有一个学者格瑞特提出“夹心层”的理论,他分析了1980-2000年世界经济体按高、中、低分组,他发现中等收入组增长远慢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所以他提出“夹心层”理论,中等收入陷阱是根据这个理论提出的,后来也有很多学者重新进行分组,什么叫高、中、低?现在一般都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但是学者有自己的分组,进行不同的标准分组之后,发现结果完全不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理论根本没有经过非常严格可重复的验证。 另外,“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在国内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因为世界银行2013年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这个报告当中指出,1960年世界上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的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是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这里边实现的转型、赶超,大家都知道“中亚增长模型”,特别是这几个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的经济体,特别当作反面例子的就是拉美这几个国家,比如说阿根廷、智利都远远的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后来就掉过来了,货币一贬值,从人均20000多美元一下子就掉到七八千美元,目前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000-1000大概停留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国家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很多言论指出只是拿拉美的例子和我们国家相比不妥善,我们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国家非常之大,地域非常之广,发展差距很大,现在中国已经有10个省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以5%的速度增长,拉美的这个例子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个伪命题。最关键的他认为我们所讲的是个伪命题标志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套用因果联系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当我们解释“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我们都已经有成熟的经济理论模型,为什发展中国家走不出这种状态,中等收入阶段根本没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怎么能说是一个陷阱?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命题,如果是陷阱的话,应该是一个无知的陷阱,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我们已经提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消费目前已经达到76%以上,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投资和出口推动力的大量的下降,而造成消费比例的上升,并不是消费本身的力量有了增长,而且消费的总量的增长率现在也是在下降的。 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个增长,这个总额的增长,最近几年增长率也是在下降的,而且2018年消费总额的增长率是进行十几年来首次下降到10%以下,2018年是9%,但是现在好的是消费总额的增长一直是GDP增长之上,长期以来都是在10%以上的,去年是第一次讲到10%以下,只增长了9%,而且消费大家知道,按照经济学首先收入决定的,没有收入哪来的消费?收入去年也不是特别理想,居民收入增长2014年公布以来,2014年之前公布的是城乡分别多少,就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多少?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多少?2014年以后我们把他合并了,就是城乡居民人均,第一次公布了这个数据,2014年公布以来,就是首次低于了GDP的增长,这些年来我们多数年份居民收入增长是高于GDP,现在叫同步增长,但是已经低于GDP的增长,尽管只有低了一个千分点,我们看收入和消费实际上增长都没有发生奇迹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前面所谈到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达到76%以上,实际上是因为投资和出口的下降造成相对比例的一个上升。为什么我们说收入对消费是有作用的?收入对消费的作用不光体现在消费本身人均的增长,还体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在中国家庭消费当中有一条非常明显的规律,家庭的消费率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这是按照全国的家庭十等分分组,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越低收入的家庭消费率越高,越高收入的家庭消费率越低,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高收入家庭消费已经饱和,所以消费率比较低,而低收入家庭生活需求很多,钱不够花,所以他的消费率高。当一个社会如果你的收入分配极不平均,就会出现需要消费的人群没有钱,有钱的人不消费,造成整个社会消费难以快速增长、难以支撑未来经济的长期,因为所有的大国都不能长期靠出口、投资来推动,所以世界上发达大国基本上都是靠消费来推动。我们也在往这样一个方向转型,但是消费的增长实际上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要培养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支撑未来的发展,但是现在的数据和情况来讲,并不理想,所以会看到我们在深入分配的状态下,居民的消费率偏低。2000-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比重从63.3%下降到50.6%,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的全世界的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58%,但是高收入国家60%,低收入国48%,只有中国是37%,我们比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率还要低很多,所以世界上有的人认为中国是传统习惯的文化,中国人愿意存钱,我们也把这个传统习惯当成一个优势,我们储蓄率高,所以我们投资高,但现在投资率在下降、储蓄率在下降,消费率还没有上去,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危言耸听,它是确实存在的一种增长的风险。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达到5亿多 为什么我们消费率偏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消费保障人民消费预期的整套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我们要靠家庭的储蓄规避未来生活的风险,比如说现在几大银行进行的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为什么存钱?排在第一位的子女教育,第二位的看病、买房、养老,这是我们储蓄的几大目的。当一个社会能够提供一个未来稳定的消费预期,当人们知道未来有多少钱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就不需要现在存钱供以后来花,人们才能够积极的消费。大家都知道上大学,国内的大学相对来说还比较便宜,在北京如果考不上好大学,很多很把孩子送到美国、英联邦国家去读书,出去以后学费就高几十倍了,一个学生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学习,读4年家里至少得提供200多万人民币,一个公务员、教授提供200多万,那也不是小数,那得存很多年,何况还有买房、看病等其他的,所以现在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文化的差异,还是体制上没有进一步的完善。 对居民行为的影响,就是居民消费率低还是消费率高?到底消费不消费?这其中有很多决定的因素,经济学强调的是收入决定消费,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关键性的因素,也很容易证明。第二个理论叫消费倾向的理论,为什么要储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还有其他影响支出的未来预期,还有社会学很多研究叫消费品味的观念,消费的观念也不一样,比如说中产阶级,各个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引领大众消费潮流的,国内很多月光族,虽然钱没有这么多,为了保证品味,背什么样的包包,听什么样的音乐,我的衣着方式,穿什么样的品牌,都有一套消费的理念促成你要成为哪一类人群的一分子,不管怎么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家一个共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是保证国家大众消费形成和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对我们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推算,现在世界上有中等收入群体并没有像高收入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线,世界银行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达到按购买力评价计算10-100美元,这样一个区间他认为是中等收入群体,美元的计算10-100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要考虑到货币在当地国家能够购买的东西,就是物价的差异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汇率,现在617、618或619,人民币跟汇率美元,现在我们按照购买力大概3.3个人民币就可以兑换一个购买力评价的美元,他这个标准就相当于你们要换算一下,一天只有10美元,30多人民币,一个月才一千多块钱,虽然三口之家,一个月工作三五千工钱就是中等收入,在我们国家很低,每个农民工都是中等收入群体了,他是为发展中国家来提供的,现在我们好像感觉都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太低了,按照他的推算,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现在大概达到5亿多。 现在国家统计局现在采取的内部的常识的指标,但是还没有对外广泛的运用,在领导人讲话中是依据这个,我们叫做“家庭年收入”,我们假定城市现在的一家三个多人,按照人口普查,一家三个人多,家庭年收入10-50万元叫中等收入家庭。今年总理在答国内外记者的时候,报了一个数字,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达到了约4亿人,但是问题产生了,这样一个线是一个绝对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你这个线都在提高,就像一个平均线一样,我们定了一个平均线,超过这个平均线这个地方就不贫困了,问题上这个平均线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要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线,大部分人都是贫困,所以很多人进行国际比较,认为必须用相对数,相对数怎么来讲? 我们把收入中位数的比例相当于全部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200%区间,处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区间相对数的扩大就依赖你事物结构的变化,如果贫富差距不缩小,你尽管普遍的收入在增长,但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难以扩大。我们会看到现在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和一些金砖国家里边的新兴大国进行比较,中国按照共同的标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偏小,按照2015的数据中国是38.2%,俄罗斯达到了56.5%,巴西达到了43.9%,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需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没有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是难以迅速的扩大规模,所以我们现在和俄罗斯相比,会看到我们的富人很多,但我们的穷人也很多,唯独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按比例来说,现在仍然是偏低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收入分配趋势按照经济趋势计算,我们在2018年达到了顶点,按照一个曲线衡量整个社会分配的不平衡的因素,从1978年以来,经过一个微弱的下降以后快速的提升,现在一直这个点到了2018年达到顶点0.496,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2008年以来在微弱的走向缩小的经济态势,这个曲线如果呈现的一个“倒U型”的,那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诺贝尔获得者库兹涅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发展中国家在扩张的时候,收入差距过大,到达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收入分配会得到一定的调整。他的解释是在初期阶段,劳动是便宜的,资本和技术是稀缺昂贵的,但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会成为紧缺的,所以价格会快速上涨。还有另外一种政治学的解释,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公民的工资、权利、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强,通过一系列的工人运动,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会得到调整,我们国家现在也呈现出一个“倒U型”,但是最近3年,2016、2017、2018年经济指数又出现了微弱的变化,所以前景变的不太确定。下边这条曲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倍数变化,这个倍数变化也呈现一个“倒U型”,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城乡差距,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城乡差距的缩小是影响收入分配得以改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现在好处是什么?现在城乡差距缩小还没有出现逆转。城乡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的特质就是人多地少,像中国只有这么多土地,每个农户平均土地只有0.5公顷。在欧洲,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农民他要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至少要有30公顷以上,15亩地才是1公顷,所以我们每个农户平均是半公顷,在这半公顷土地上,农户需要种什么东西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农业大省,河南生产的粮食接近国家的十分之一,河南确实为全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对农户来讲,现在一个基本的可能性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一个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因此我们现在也要转移农村的劳动力。 基于以上推论,我们会看到在经济结构当中,现在全国GDP当中,农业的产出已经下降到整个GDP大蛋糕的8%,河南我不知道,河南要高一些,河南这么多粮食,我想至少应该有15%,但是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了28%,乡村居住的人口还有41%,就是说41%的乡村人口和28%的农村劳动力分享了全国的这块蛋糕,只有8%的GDP蛋糕,这也是最显明的农村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转移农村劳动力遇到了很多阻碍,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年轻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可能是最后一代农民,当今这一代肯定不会回去种田,即使现在回到农村,也会是以现代职业农民进行规模化经营,只有通过这样的经营方式才有可能达到中等生活水平,否则农村现在已经不能留住年轻人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困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让这些农民能够普遍的以某种方式能够富裕起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消费现在还遇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消费理念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在中国的阶层类型当中,现在出现一个趋势普遍偏下的现象,我们刚才讲了消费的影响因素,除了经济学的收入决定以外,就是消费理念的影响。 中国现在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普遍偏下,实际上不利于消费。从2003-2017年,我们把社会分成5个阶层,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你是属于哪一阶层?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这个和全世界的调查结果都是有差异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包括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那一部分大概在55%-60%,然而在中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和下层。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调查的样本里面,很多副教授、处级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是中下层。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但这实际上是和个人比较的参照系有关,你是参照社会上哪一部分人来认同自己所在的位置?比如说北京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工资也有将近9000块钱,在全国来讲也是非常之高的,但如果我们和这样一个干部去谈一谈,他会觉得他在北京没有办法生存,他现在分不到房子,还在租房子,但是在北京三环以外租个两间房子起码也得6000块钱,就是两个人挣钱,老公的钱先把房租交了,一个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一个月下来也得几千块的指出,有的时候保姆还雇不起,付给保姆的佣金比个人工资的还高,仍然需要把父母接来看孩子,他的感受即便是自己在整个分配体系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他的感受仍然是偏低的,这也是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消费情况重要的因素。 我们把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进行交互分析,中等收入群体完全是按照收入的登记,消费是按照阶层,阶层对于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很看重你是不是白领,是不是受到大学以上的教育等因素,你会看到即便是在高收入群体当中,认为自己是中层以上的,也就是50%,50%的高收入群体还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以下的。包括中高群体、中低群体倾向更强烈,我们现在实际上不但没有形成中等阶层,甚至没有形成中等阶层独立的群体的理念,没有这么多人来认同他们,这也是对消费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只有少部分年轻人,我们叫90后,我们叫月光族,觉得自己每个月挣5000块钱,也挺好生活的,还有信贷消费,什么东西都要比照中产阶级,那是一个很罕见的少数人,并不是作为全社会的影响因素。 今天讲整个国家未来消费大的趋势不利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我们知道在所有国家,消费的主体都是劳动力,孩子是靠劳动力来挣钱的,人们一般认为,一旦达到老年以后,消费行为会收缩,中国现在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无论是相当于人口劳动力比例,还是决定性人口都在下降,我们现在计算劳动力年龄,中国是按照16-59岁,这个比国际上要小一点,国际上一般把劳动力人口一直要计算到65岁,我们中国退休制度相对来说退休年龄还比较年轻。像郑秉文教授(郑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养老的,现在最希望的是推迟退休年龄,但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受到现在很多蓝领劳动力极大的抗拒。因为人们等着拿退休金,好不容易等到了,退休年龄一延长还得辛辛苦苦的干几年才能拿到,这也是一个社会敏感度非常强的一个政策,讨论了很多次,但还没有实行。劳动年龄的人口收缩和下降是很重要的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不但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和成本,也对我们消费产生一些侧面影响。 所以我昨天来的时候,我问市里发改委,你们有没有准确数字在外头打工,他说还有一千多万,我说不一定,全国已经几乎接近了零增长,未来不是我们来推动劳动力怎么转移,而是说未来你想要人都要不了。短缺即便是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现在仍然是失业和劳动力供给不足,这种是同时并存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说完全和这个一致的就是老龄化的过程。由于我们独生子女一代人的政策,所以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快得多,我们较早的获得了人口红利,也较早的迎来了老龄化。因为现在我们在研究老龄化对消费可能的影响,应该说按照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来看,还没有出现明显的60-65岁以上的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消费收缩比较明显,也有人认为是中国刚刚退休的老年人是比较特殊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上山下乡,好不容易都退休了,所以现在消费观念比较开放,希望在这个阶段尽享人生,补回人生的缺憾。但是老龄化从长远来看,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由于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老龄化整个社会的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加起来)在未来一个趋势,改革开放40年几乎抚养比都是下降的,现在抚养比开始在一直的上升,这也是对我们消费能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综合这么多的因素,我们会看到,都是讲的在未来这个阶段对我们消费持续增长的不利因素。实际上中央之所以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它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我们目前还不能够提出一整套的举措能够来克服的。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停滞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1994-2017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增长率都在下降,不光是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的消费,所以说不仅是居民的收入,还有政府的收入税收都受到了影响,储蓄也在下降。那我们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我们在想如果说今天能够解释这个逻辑,我们就希望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从而促进家庭消费率普遍的增长,从而通过扩大消费使消费能够提供稳定的未来20年发展的基础性支撑。 为什么政府要大力的强调发展实体经济 现在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也采取一系列举措。 第一,警惕过早“去工业化”。我们分析一个国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劳动力成本低、投资率高,关键的一条就是说经济增长就是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中国过去劳动生产率来自哪里?还不是那些技术发明,我们把每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领域,这都是生产率的提高,数以亿计的人转移到劳动生产领域,那是多大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农村种几亩地,一年只能产出几百块钱,但他到一个工业领域一个月收入就是几千块钱,老板对整个产品的投入就更高了。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国内三大产业当中,工业是生产力最高的,其次是服务业,最低的是农业,我们过去强调的农业劳动力过去往工业转移,现在服务业当然也在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60%,如果过早的在这个阶段去工业化,相当于是一个危险的状况。我们对外都没有很多的去说,怕媒体过分的去炒作,其实最近几年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所以说过度的轻型化,虽然发达国家都是服务业为主,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但在中国这样的阶段如果过早的“去工业化”实际上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什么政府要大力的强调发展实体经济,2019年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负,整个的制造业行业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税率从10%降至9%,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降低贷款成本、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郑秉文教授(郑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社保的,社保本来形势就很严峻,但为了度过当前的困难期,政府也是毅然截然的把各地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各地降至16%。在社保方面,实际上现在各省差距很大了,南方很多生养老金节余了很多,所以说有的已经降到10%了,甚至更低了,但是东北养老金负担很重的,中央现在要求降到16%,问题是那个缺口谁来补?中央你不给我这么多钱,我地方也没钱,这些养老金怎么发?但是政府现在就毅然截然,为了保证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今年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负,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个效果很快的呈现,大家知道最近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发表的2019年的经济预期降低了全世界的增长预期,降低了美国、欧盟的预期,唯独中国还提高了预期,提高了1个千分点,从原来的6.2%提高到6.3%,因为中国其他的一些指数,2月份以后也出现很多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期望中国这些措施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想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采取各种措施缩小收入的差距。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人,一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农民工的一部分,农民工要让他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不能让农民工永远在那个档次,陷在里头永远出不来,中国现在正在采取大量的职业培训,还要在职业学校要招收100万人,让他们这一部分人走出那个永远的低门槛。再一个就是保证大学毕业的人不要落入中等收入群体之下,每年大学生七八百万,农民工里有几百万,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才有可能持续性的扩大。 2019年政府也采取了大规模的居民增收的政策,一是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现在符合减税政策全国约有8000万,现在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大部分在5000块以下,所以整个的阶层,低收入群体,还是比较立竿见影,而且除了降税起征点的提高,还有就是今年实行6项专项扣除,虽然你高于5000块钱,因为有养老、孩子上学、买房贷款等等,还可以在税前列支作为税收返还的一项,这一项要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比较有利的。 另外一个,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整个居民养老标准也在提高。 中国如何走出二元的“中等收入陷阱” 贫困人口的减少、城乡差距的减少、是未来中国走出二元的“中等收入陷阱”。 最重要的,2019年要稳住就业。大家知道中央第一次把就业列在宏观政策的层面。什么叫宏观政策?过去宏观政策是四大领域,这次首次把就业列入宏观政策,就是经济增长以就业作为考量来设定的增长指标,所以说设了6稳之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现在的就业,我在全国人大,因为今年要进行就业促进法的专项检查,还让我带队到广州、湖南去专门调查。调查的结果我感觉到,现在的就业中国和过去完全是两难并存的一个局面。过去在历史上,中国一到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失业人群马上会大规模的上升。两个风险点,一个是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不善,中央实行国有企业改制,将近3000-5000万人国有企业职业失业下岗,那时候全国一片悲怆的情绪。另外一个是201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失去工作,那个造成一时的紧张局面,这一次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并没有造成严峻的就业状况,甚至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广东那些地方,反而招不到人成为主要的矛盾。有的时候老板招不到人,他会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也不一样了,现在90后、00后工资要求也高,我招了他,他问生活怎么样?有没有洗澡?有没有WIFI?加班费是多少?有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现在不是老板炒他了。现在不一样了,这里干的不好到别的地方去,这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甚至是排队找一个岗位,老板在挑人,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地方老板招人,这个人在挑单位。所以两边其实情况都有,特别是向河南和四川,过去也是就业反映一个指标的大省,像河南的劳动力外出的人数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包括河南本身的就业是供给不足?还是出现严重的失业局面?如果河南就业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全国就业不会出现问题。所以稳定就业,从理论上来说,就业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今年中央如此的强调,也是担心在这方面出现问题,直到目前,根据情况担心的风险不像其他情况那么严峻。 第二,持续地大规模减贫。按照现行的标准,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只剩下1660万人,现在一年减少1386万人,按照预期的三年脱贫攻坚,这1660万人在两年之内减少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平均的标准是按照2010年农民年均年收入是2300元,换成现在大概年收入在3300元,所以按照现在中央决心和推进的速度,现在全面消除这个标准以下的绝对贫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来最贫困的是在7%以下的,云南、贵州、西藏、甘肃、新疆,这是2017年的数据,2018年所有的省份贫困人口都低于了6%。最后可以看到贫困的标准,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贫困的发生率和贫困总的人口在持续的下降,这应当说中国受到全世界赞誉最大的一个成就。我们现在中央除了收入标准,还给出一个描述性的标准,叫“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两项有问题也不能说免除了贫困。所以今年又提出一个新概念“三区三州”,过去叫18个贫困地区,现在把他集中在“三区三州”,“三区”是西藏、新疆南疆四个地州和四川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回族州、四川的凉山彝族州和云南的怒江傈傈族州,大家知道怒江和凉山彝族原来都是刀耕火种的地方,都是风景非常美丽,和北方的贫困不一样,那些地方都是有山有水绿色,但是由于在高山上,所以生活还是贫困的。 我们也在考虑持续的提高消费、提高基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部分就是未来的贫困政策,直到目前中央还没有松口。虽然时间已经很近了,十四五规划当中要提出来一个新的关于贫困减贫的一个方案,在2016-2030年国家发展人口规划,在方向上,就是要探索建立符合国情贫困人口的治理体系,推动扶贫开发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环节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由主要解决农村贫困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转变,这两个转变,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转变,是我们现在这个叫绝对贫穷,意思是我们自己定了一个贫困线,这个线之下就叫贫困。什么叫相对贫困?发达国家,像美国、欧盟,这些OECD国家,他们贫困标准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的50%以下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贫困。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指标,要采用这个指标,中国可能一半人都是贫困,我们根本还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相对的标准,这是一个需要考量的。 第二个转变,统筹城乡。什么意思呢?直到目前我们只承认农村有贫困,在城市叫生活困难家庭,所以城市有低保。低于一定的生活线,就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我们对外不承认在城市里面有贫困,因此制定一个统一的的贫困标准,包括了农村和城市。我们现在测算,一个是把贫困标准绝对标准化,从人均2300块钱,按照2020年不变的价格提高到4000块钱,这样农村贫困线和农村低保并轨,大约涉及到新的标准。这样的话,中国又多出来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但这还是城乡分开的。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制定城乡统一的贫困和低保并轨,就是城乡一个统一的贫困线,而且这个线和现有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那个线,都把它统一在一起,这样实际上可能会涉及到出来8000万贫困人口。如果再进一步像发达国家那样,我们哪怕低一点,我们采取一个相对标准,那就是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25%以下就定位贫困线,这个大概会出来1.6亿人。如果按照相对标准,现在国家还很难接受,出来的贫困人数太多,忽然一个贫困的标准又出来这么多人。然现在有可能采用中间这个标准,就是城乡统一了,然后和低保标准统一了,制定我们新的脱贫计划。不管怎么说,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城乡差距的减少、庞大中等群体的形成,是未来中国走出二元的“中等收入陷阱”,保证国家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持续的增长的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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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五讲:“未来15年世界与中国经济十大趋势”

2019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裴长洪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开展中原大讲堂专题讲座,为我们解读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面临了哪些新形势、新挑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裴教授将世界与中国的变化趋势各总结为十大方面,以下为演讲内容的摘要。 对于国际经济形势而言,裴教授认为: 首先,全球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受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速放缓、环境保护问题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期。在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61.7%,同时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世界的城市化将面临终结。 第二,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更加明显。到2035年经济重心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很快,美国还会保持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欧洲、日本都会是重要经济体,但地位都会有所下降。 第三,新技术革命和产业格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带动的产业革命,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赶超的机遇,未来15年,新兴数字经济体加快发展。 第四,国际贸易将呈现数字化等特点。现在数字贸易规则该如何界定,已经提到WTO的议事议程,这些都会成为新的特点。 第五,跨境投资规则制定会出现新的趋势。跨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将继续提升,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有形资产投资占比减少,无形资产投资占比会增加。 第六,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发展中国家总体也呈现老龄化趋势。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有所扩大,但是人口老龄化加速,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差距缩小为继续的延续,未来会有三分之二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预计会超过32亿人。 第七,绿色发展会成为重要取向。绿色发展,降低碳排放、提高碳生产率、能源生产率,将会成为全球的共识,绿色发展也成为新的增长点。 第八,全球能源结构与格局将深刻变化。亚洲会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地,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新的供给国,清洁化、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会有很大的突破。 第九,全球粮食安全总体有所改善。全球从人口需求、粮食需求来讲应该是维稳的,而且粮食国际贸易会持续增长。 第十,国际金融中心将出现多元化。国际货币多元化,但是多元化的程度的广度、深度还需要研究。金融中心区域化特征会缓慢的显现。国际中心区域化特征会慢慢出现。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裴教授有如下研判: 第一,从中国经济的未来看,总体上是由高速度向高质量,消费会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第二,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断提高,服务消费占比在消费结构中发生变化,商品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上升。 第三,生产消费升级。消费除了生活消费,还有生产消费,生产中的投入品,技术、科研、研发,研发的投入持续增加,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带动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国将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领域、金融科技保持领先,从现金时代跨国信用卡时代,直接进入电子支付时代。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改变工业经济结构,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商品。公共产品大体是两个,一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二是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险。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崛起。比如粤港澳湾区,以及北京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群的经济集聚,往往一个省,一个大城市一家独大,这个现象也很难改变。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大城市专注于智能服务、科研、科技、研发、设计、收集数据信息、数字经济、生产公共产品、医院学校,中小城市专注于工业生产,工业、物理、化学、经济、普通的劳动服务经济,而农村则是发展生物经济、生态经济。 第九,乡村振兴。将来的趋势是逆城市化,乡村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以逆城市化来带动乡村面貌的更新。同时农民的队伍将专业化,农业的科技的推广会越来越广泛。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改变了对于国际贸易就是海洋贸易的传统认知,在国际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金融合作,加强文化友好往来。 在之后的嘉宾提问环节,对于如何建立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裴长洪教授认为:高质量发展既包含经济指标,又包含技术指标,还有环保指标、社会指标,各种指标错综复杂,很难建立统一标准的评价体系。从现实来看,高质量发展在每个地方的要求不同,因为各省的经济结构不同,三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差异,所以不能生搬硬套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指标,它只有指导性意义,没有强制性意义,各省需要结合自身情况,思考制约其高质量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最能实现的途径是什么,量身打造适合本省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嘉宾介绍: 裴长洪: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等领域的研究,1995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与中组部万人计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担任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天津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名誉院长、广东中山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阿塞拜疆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博士等荣誉称号。代表著作有《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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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三讲:“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制建设”预告

中原大讲堂第三讲 主讲人:陈甦 时间:2018年12月13日下午三点 主题: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制建设 地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新区校区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陈甦,辽宁大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研究领域为民商法、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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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二讲:“中国社保40年伟大成就与改革前景”

2018年11月5日下午15:00,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座,演讲主题为:“中国社保40年伟大成就与改革前景”。主要对中国社会保障40年成就与问题,从中央调剂制度和从当前的三项改革谈起展开演讲。 人物档案: 郑秉文教授是国内外享有登高声望的著名的社会保障专家,长期从事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社保基金投资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养老与健康保险50人论坛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保监会重大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演讲内容: 郑秉文说,他长期是做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为了让大家能够引起大家的吸引力、兴趣,他从今年国家实施三项工作开始讲。据介绍,从这三项改革来看深层制度的原因,他主要涉及到财政,我们是财经政法大学,跟法律也有些联系,因为大家知道,所谓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就是一部立法,没有立法就没有社保制度,社保制度要是没有立法的话,那么就变成很随意那就是公共财政的问题,而社保要远远要比公共财政严格,要按照法律、政策各个参数来运行制度,这个制度运行的经济程度不亚于经济,甚至根据精算,有的国家精算一百年以后运行结果都是严丝合缝的运转,所以它跟立法也有关系,更主要的还是公共财政问题。 演讲内容分四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中国社会保障40年成就与问题,从中央调剂制度和从当前的三项改革谈起。 我先讲讲40年社保制度改革的轨迹来看取得伟大成就,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40年各方面、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社保制度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不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下面三个。 第二方面,从建立中央调剂制度看养老基金区域失衡,这个更多的是跟财政有很大关系,中央为什么要建立调剂制度,什么叫调剂制度呢? 第三,从第三支柱试点看多层次体系与美国的差距,社保制度是多层次的,大家一定很多次听到多层次这个词,什么叫多层次呢,也可以叫做多支柱,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或者说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 那么,我们从第三层次今年有个新立法开始讲,为什么中国多层次建立不起来,跟美国的距离有多大,你不是厉害了我的国,咱们看看这个你到底厉害了没有?差距太大。 第四,从税务部门征费的冲击看建立激励机制的迫切性,社会保障制度先得缴费,缴费了到一定年限、一定年龄你才具备资格享受,你交钱就是为了收钱,收钱是哪个部门,现在换了部门对制度有多大的冲击呢,这是现在讨论最热烈的观点。9月份国务院开了两次常务会议,做了重要决定,十一月一号下午总书记组织私营企业座谈会,总书记做了40多分钟的讲话两次提到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了,总书记甚至提到一个词,叫“名誉费率”。 先讲第一个问题,从40年社会保障发展轨迹看取得伟大成就,我们先看一下历史沿革,中国社保制度如同它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它起源于试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源自于试点,所谓的试点就是在好多地区、好多部门同时开始试验这个制度,每个地区、每个部门在实验制度的时候不给定模式的参数,让大家自己去琢磨,中央政府在看,经过几年之后,看了几年之后,发现某些地区、某些模式搞的好,那么全国就实行这个模式,于是这个模式就成了中国的模式。养老、医疗也是如此,用我的词叫做“多点试错”,用邓小平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最大好处的就是“空间换时间”,我可以同时在10个地区、20个地区同时试点,两年之后我就可以知道哪个模式好,哪个模式不好,两年之后我就可以以某一个城市的模式作为全国的模式,进而统一全国的制度,如果要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试点,20个城市,一个城市试点2年,那需要0年,这2年就可以了,所以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换空间”,历史沿革就是这样一个沿革。 这里涉及了好多制度、好多政策、标志性的政策等,我们大家不是专门学社保的,我这里就不说了,有公管院的大学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可以细致的记一记这些,我PPT上也都有。 在试点时期,属于战国时代,在战国时代各种模式都是百花齐放的,中央不给定任何指导思想的,如同现在我们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一样,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在15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有些老年人失能,或者有些车出现交通事故问题长期失能,对这些人要有长期护理的保险,这个保险在15个城市试点的时候,中央的文件有1000字左右,完全靠各地自己去摸索,我们去年做了各地,15个试点城市我们基本都走遍了,一个城市一个样,差距非常大,也就说改革开放40年,我们目前还是采用40年以前的老办法“多点试错”。 总书记在多年年已经提醒过我们,我们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一定要有顶层设计,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小问题。 改革开放我们通过“多点试错”“摸着石头过河”成功了,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多点试错”、“摸着石头过河”没有顶层设计和一个蓝图施工,盖多么高的大楼,盖一层看一层,当盖到100层的时候,有点不太敢了。台风来了,有没有危险,能不能吹倒,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数据实验,没有压力测试,这就需要顶层设计。 这个制度的统一大约在90年代末,制度基本都统一了,90年代末,从非缴费型制度来说,非缴费型制度就是你不用缴费可以获得的福利制度,你比如你生下来你就注各种免疫疫苗,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免费的,只要你是公民或者是居住三个月的居民都有这个资格,这叫做非缴费型制度。 还有一种是缴费型制度,你必须得先缴费,就是保险,你不缴费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保险一定要先缴费,我们不缴费的还有低保,当你的家庭人均收入没有达到某一个水平的时候,中间的那个差额政府要给你支付补贴,这个时候你无需缴费,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国家的福利制度,简化成两类,不管哪个国家你可以都简化成两类,一类是缴费型的,一种是非缴费型的。 那么这个制度统一到1999年、2000年左右,基本统一完了,这里包括非缴费型制度也包括缴费型制度,基本都是在1998、99、00年左右,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制度,具体文件我就不说了。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保制度大约走过了三个历史性的阶段,有阶段性的特征,大约可以十几年一个阶段,第一个十年是国企改革启动阶段,国企改革的启动催生了社保制度,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制度是企业福利制度,所有从生到死一切福利来自于企业的提供,企业承担了社会的功能,离开了企业你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基本没有了,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离开单位,离开单位就活不下去,甚至在祖祖辈辈都离不开单位,因为那时候就业没有劳动力市场,当你长大成人要就业的时候,你就得“上山下乡”了,上山下乡刚要结束的时候回来,79年回城没有工作,你又到你父母的单位工作,又是没有劳动力市场,所以一代一代人接着在一个单位去工作、生存,这是这样一个没有市场的过渡,这就是第一个十年我们要改革的重要的一个目标-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催生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如果我们的企业保险、企业福利永远代替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人就不能社会化,人就不能离开单位,不能离开雇主,劳动力作为商品就不能流动,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开始,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国企改革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就是第一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导致“百花齐放”,“摸着石头过河”,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中央没有统一制度。 第二个十年,国企改革攻坚战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量的失业潮,当时是朱镕基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企业现代制度改革和解决三角债的问题。这时候企业的“缩编裁员”达到了顶峰,社会压力非常大,失业保险制度就应运而生,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不承认有失业的,那时候用诶失业”这个词替代它的是“待业”,也就是这个时候失业这个词有了,《失业保险条例》也有了,这是第二个十年。 第三个十年贯彻着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社保制度覆盖面迅速扩张,这条主线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覆盖面主要是在这个十年完成的,在这个十年里还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两次承担起反周期的作用。 一次是2008年、一次是14年、15年、16年以来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次社保制度承担起反周期的功能,而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周期完全靠经济政策一把刀去完成的,从这两次反周期开始,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相配合,打出了组合拳,一起对经济周期进行回应,这是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实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几乎是一花独秀,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靠着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去拉动内需,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贡献。 2008年两件大事,还有一件是大地震,还有一个是奥运。如果说要有第三件大事,那就是美国挑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国际金融危机重新调整了世界经济格局,利益不断增化瓦解,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逐渐推到了世界外交的前面,让中国更显山露水了。 从2008年开始,中国尤其是在G20当中的作用那就不用说了,以前G20没有中国的份儿,在2008年之后,各国元首、政府首脑汇聚一堂,共同解决大家面临的金融危机,于是就形成了管理,这就是2008年诞生了好多新的国际机制,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社保制度开始成为反周期的配合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开始走向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也锻炼了社保制度。 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中国社保制度? 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学者有各讲各的,写法不一样,总结的角度也不一样。 第一讲:制度规模。第二讲:制度结构,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制度规模,制度规模有三个小点。1、覆盖面不能扩大,如果一项制度他的覆盖面很窄,比如说拉丁美洲、智利、阿根廷等,这些国家改革诞生到现在很多年,智利是1981年开始改革的,阿根廷是1994年开始改革的,但是他制度一直没有覆盖到应保尽保的程度,那么它就容易受到质疑,所以覆盖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制度覆盖面很小很小,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质疑。 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我们在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的覆盖面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社保制度诞生于1883年欧洲、德国,1935年诞生于美国模式的社保制度,一直到1985年才完成了基本全覆盖,几乎也是半个世纪完成了全覆盖。 那么中国的覆盖面,现在医疗几乎全覆盖,养老差一个亿,这一个亿人口有5500万是新经济就业人口,外面的骑手、快递、新网络经济5500万,还有5000万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灵活就业人员城镇的,另外一部分是农民工季节性的。养老还有一个亿没有覆盖,至于其他的制度按照国际惯例,不可能有医疗那么快,从覆盖面上,我们在前年12月份,在国际社会保障学会伊萨,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第二十四次大会上获得了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奖,这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这个成就可以说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包括你们的父母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我不相信你们在座的学生你们家长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我估计你们都要享受了。 第二,关于支出规模,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外不仅覆盖面也是最大的,支出规模也是最大的项目,在中国是支出最大的一个政府项目,在美国政府也是支出最大的项目,我相信在中国也是一个最大的支出项目,每年支出三万多亿,没有什么再比它更大的。 那么,在人均8000、9000美元左右,这是上中等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按照收入,全世界的国家分四组,第一组是低收入国家,每年的变动,按照去年是1100美元以下叫低收入国家,1100美元-3600美元是下中等收入国家,3600美元-136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1360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国家分四等,这是四等是按照人均GNI算的,人均GNI是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以前的人均GNP(国民收入总值),中国的GNI和GDP差距不大,我们海外投资不像日本那么大,所以我们历来是用GDP代替的,我今天讲课也是GDP来代替的,我这里今天还用GDP来讲,在人均GDP9000美元左右,我们现在大约是8700、8800左右,我们现在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在人均这个水平上,人均社保制度支出不算是最低的国家,好多国家比我们低,重要的是有些高收入国家,甚至人均GDP能超过3万美元的国家,他的人均社保支出低于中国,我跟大家随便举一个例子,韩国就是这样,韩国人所以说是很苦的,大家都有微信,可以看看韩国的老年收入、医疗,有些国家在这方面支出不是像中国这么多的,从一个简单的体系指标,就是养老金的替代率,替代率就是养老金多少,占原来工资的多少百分比,这就是替代率,你以前挣1万,退休了拿5000养老金,那替代率就是50%,就是从目标制度设计上来讲,韩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很多国家替代率都是低于中国。 第三,基金储备不断增加,目前基金储备分几大块。第一大块是储备基金,是2010年建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理事会管理,目前它的权益资产一共是22000亿,它是一个储备基金,这是第一笔钱。 第二笔钱是养老保险基金和其他五险基金,合在一起是75000亿左右,这是第二笔钱,这是第一支柱。 第三笔钱是第二支柱,它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没有形成资金池,现在全国有12000亿,这是第三笔钱。其他基本就没有了,还有商业保险,那是商业化的运作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储备就是这么的情况,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差距较大,我们自己跟我们比还是取得伟大成就,这是规模上的。 在制度结构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从单一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基本上是多层次的“社保安全网”,缴费型制度和非缴费型制度,也就说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我们官方的表述很多,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救助,我把它简化成一个,凡是非保险类的就一个制度,我把它叫做“社会救助”,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制度简化成两半,一个是缴费的,一个是不缴费的。 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初步建立其多层次混合型的制度,多层次讲完了,混合型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指国家、企业、市场、个人多方主体共同提供的制度,在全世界单方提供制度的国家,比如说希腊,希腊就没有企业年薪,希腊也没有第三支柱,企业年薪是1991年建立的,所以希腊几乎所有的福利来自于国家,在比如说,如果拿瑞典、北欧和美国相比,北欧的制度主要福利来自于国家,而美国的制度就是混合型的,既有国家提供的、市场提供的、个人提供的,这就是混合型的含义,混合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从制度结构上所说的两个特点。 第三个方面,讲讲40年的贡献,第二个方面是讲社保制度自身取得的成就,那它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讲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保障使“法人”企业组织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社会保险的诞生来自于国企改革,如果没有社会化的保险制度,让保险由企业来承担,那么这个国家的企业负担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国家的企业怎么能够走向国际跟国外的企业竞争,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有了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从土地当中把农民解放出来,如果农民不能以土地剥离,农民就不可能成为自由劳动者,就不可能有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每年以1.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从农村往城镇进行转移。 这个转移是有条件的,你在农村的时候要有社保制度,转到城镇的时候也要有社保制度,没有社保制度转出来之后,它的风险就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失业、生病、养老、住房、教育怎么办,这些公共服务由谁提供,所以这些制度使农民、城镇居民都可以使它转化成劳动力,于是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劳动力作为一个最积极的市场要素,就是因为有了社保制度,要是没有社保制度,这个要素很难成立,即使成立了,也会出现问题的。 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任何社保制度都是对自由市场的扭曲,只要你加入社保制度,人的流动就有成本,人的流动就要有一定的障碍,这个新自由主义对这个研究还是很深入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但在现实中,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社保制度的国家几乎没有,所以当所有的国家都有社保制度,都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市场有些扭曲的话,而你这一个国家,说明这个国家劳动力的价格要低于所有的国家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违背与世界的潮流,你成了血汗工厂。如果是的话,你怎么这种情况下融入世界经济,所以所有的学者还是承认社保制度应该是有的,社保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存在的,现实当中所有国家都存在于社保制度,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器,这个主要来自于反周期,第一次2008,第二次2015到现在。现在还在降费阶段,已经降了第三个年头。 第四个贡献,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网”,我们几乎实现了医疗上的全覆盖,几乎实现了养老上的全覆盖,非缴费型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够资格的那些群体,这是40年的贡献。 40年的基本经验有四条。第一,借鉴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大家知道社保制度是德国诞生的,中国49年之前没有,49年以后借鉴的是“苏维埃模式”,苏维埃模式当时制度是由工会来承担这个制度的运行,国家和企业缴费共同担责这样一个基本模式,大概实行了10年左右,文化大革命这个制度就停止了,从那以后中国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的现代社保制度,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代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保制度完全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借鉴他们的制度结构建立的福利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成为我们所有的人不可离开的必需品,谁能离开医疗保险,这是第四个贡献。 这是第一个借鉴,借鉴于国外,这是详细的模式我现在就不说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下面讲的这三个。 第二,是循序渐进、多点试错、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成功在此,问题也在此。 第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施央地共管的模式,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外国没有“央地共管”,有些制度直接是完全由国家管理。 第四,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在这个方面,财政发挥了不少作用,当然它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也就是社会保险和公共财政的边界经常是模糊的,关于40年我就讲到这,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40年的成就,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正好是我们学校今年是建校纪念日,讲一下改革开放40年纪念,我觉得会对大家记忆犹新的。 下面我讲三项改革,第一项改革是从建立中央调剂制度看养老基金区域失衡。 在3月20日总理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总理,听说黑龙江养老基金参比,请问中央建立的条例制度进行的怎么样?总理非常坦率的回答:“是,黑龙江的养老基金参比,在未来几年很可能有其他的省份还要继续加入到监管当中来,中央准备建立《中央调剂金制度》、《中央条例制度》先收三个百分点,从三个百分点开始起步,以后要每年要增加,有这么一段表述。于是调剂制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进行制定,今年7月1号就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几个月。 这个是建立《中央调剂制度》的18号文,我说的内容主要就是调剂,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调剂金制度,建立调剂金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富济贫,为了让那些有节余的省份向没有节余的、甚至收不抵支的省份进行补贴。社会保险一定要缴费,待遇水平来自于缴费,这是社会保险最最主要特征。 在养老保险制度里面,先收钱,收上来的钱再发给退休的一代,形成养老金,这是这个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它叫现收现付。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面来,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也就说人口是流动的,并且大家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从不太发达的地区向发达的地区流动,因为发达地区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样的岗位可以获得较好的薪水,所以人的流动是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而养老金的制度是在工作时期交钱,你退休了60岁以后才有资格拿钱,所以年轻人越聚集的地方收入越多,老年人聚集的地方支出养老金越多,这是这个制度最基本的特点,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形成了两种情况,年轻人吸纳的最多的地方,养老金收的多,人口流出的地方,养老金收入非常少,如果这个地方再加上老年人多,支出就多,就出现收不抵支。 我是前几个月去过驻马店,待得时间比较短,我出来在马路上转了转,我看人流跟郑州差很多很多,马路建的非常宽广,商店也盖的非常好,建的路都非常新,我住的宾馆也没什么人,马路、商店也没什么人,我当时非常大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净流出地。 假设河南省只有两个市,一个郑州、一个驻马店,肯定年轻人口都从驻马店流向了郑州。假设全国只有两个省,一个黑龙江省、一个广东省,肯定广东省的人不可能流向黑龙江,黑龙江的人要流向广东,于是他的爹妈孩子都留在了黑龙江,黑龙江的支出就多,而青年人到广东去打工,把缴费钱都交在了广东,这样黑龙江就不够花了,就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全国这两个省,黑龙江省钱是收不抵支的,广东是多的,这就是假定两部门经济。 目前30多个统筹单位,30多个省,可以看出由于人口流动变化,导致赡养率发生了变化,什么叫赡养率?赡养率就是享受待遇退休的人口除以缴费的人口,你看广东是10%,10个养一个,你看黑龙江72%,这就是两个养一个,三个养一个。中间三个养一个,全国平均3,如果假定全国只有广东和黑龙江,肯定是广东钱很多,黑龙江是没有钱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把广东的钱用行政手段调拨到黑龙江,让黑龙江去花,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广东的GDP,那办理社保也是来调动积极性的,积极性要是调动不起来,有很多道德风险是发生在具体经办流程当中,不利于参保人参保,不利于广东人、非广东人去那参保,设置障碍怎么办、给个脸色怎么办,用这种办法是不行的,这就是出现缺口的原因,大家清楚了吧! 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这样一个图形的话,那就说明所有到广东打工的人钱交给了广东,而没有交给中央政府,在黑龙江打工赚的钱,当地人交的社保费,也没有交给北京,也没有交给中央政府,也是交给了当地政府,否则为什么钱还要分广东、黑龙江,为什么你同样把钱存到光大银行、工商银行,为什么你在任何一个广东银行、郑州银行、漯河银行、黑龙江银行、黑龙江工商行,在一个工商行里全国各个点你都可以通筹通兑,你的钱肯定不是交给漯河工商行的行长,你是交给了中国工商银行行长的手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是在驻马店、漯河工作,不管你是在河南工作,还是在广东工作,只要你给了工商银行,钱就交给了工商行行长,不是给了郑州行行长,不是给的地方,这就是管钱的层级提高了,以前管钱的层级是市,那么现在都是全国工商银行的钱都放在一起了,所以不管走到哪,甚至你可以到国外去刷卡都可以消费,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漯河发明的银行卡到国外去刷,驻马店的银行卡就不能上新加坡去刷,假如郑州工商银行的卡可以到新加坡去刷,那就乱套了。 所以,银行的资金管理层次是全国水平的,但是我们的养老保险不是全国水平的,也不是省级水平,要是省级水平钱就在省里面,河南就应该在河南省的手里面,也不是在市里面,它是在比郑州和驻马店管理层级更低的、最初始状态的层级上,它是以县市为主,全国算起来有都有上千个管钱的单位,也就是管钱统筹单位,习惯的业内官员都叫“统筹层次”,就是统筹层次太低了,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所有保险制度它的统筹层次太低了,都是县市为主,也就是在30多年以前,就是那么“低层次”,试点的范围很小,40年来没有人去把它去提高,40年什么都变了,就统筹层次没有变,所以就统筹层次还是那么低,所以理论上讲,你是驻马店的人,你干了一年工,你再到漯河去打工一年,然后你再到郑州去打工干一年,然后你再去北京打工干第四年,你再到上海打工第五年,这一辈子一年换一个地方,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要打条办手续的,在2009年改革之前,打条制度也没有,你走了得退钱,从漯河打完工,你到郑州的时候得把它退了,到郑州重新续保,09年以后可以转了,但这个手续比较复杂,远不像刷卡那么简单,转出地、转入地都需要两三个月,规定是三个月之内必须办完,所以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是由于统筹层次低下,导致地区之间出现失衡、有缺口,那出缺口的地方就是人口的净流出地,一般来办说也不是太发达地区,这就是出现缺口的原因。 于是,中央政府就决定我要对它进行补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央政府制度养老保险的补贴已经四万多亿了,年年都补,越补越多,从最初的几十个亿到现在的几千亿,当时才24亿,到去年是8004亿,最后突然发现补的有点吃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得发展,但是也得讲究科学化,讲到合理分担责任,中央再补下去压力就会很大,就想起了调剂制度,什么叫调剂制度,它不叫调剂金制度,如果要叫调剂金的话,就要有一个资产池。它是一个调剂制度,没有基金、没有资产池,我觉得中央建立这个制度比较公正、透明,这样让交钱的那些省份它们也会感到透明公正客观一些,减少助力运转的一些阻力和不必要的摩擦的出现。 那么如何实现让广东向黑龙江进行转移支付,它得公平公正,实际上全国30几个统筹单位,30多个省,如何让每个省发挥积极性,而且每个省的情况都不一样,全国的省份根据它的收支状况,大概可以分三组。 第一组是收大于支的,沿海地区大约12个省。 第二组是收支差不多相抵的。 第三组是收不抵支的,大约10个省。 这三组省份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所以调剂制度公式的制定就非常重要,那么如何实现调剂,这就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这个调剂制度就是这样来计算的,它有两个公式,一个是交钱的公式,一个是下拨的公式,上缴钱的公式大家看一看有利于谁,上缴钱的公式是由当地的射频工资乘上当地的缴费人数,大家看一下,这个公式有利于郑州还是驻马店,我们互动一下,避免大家走神。驻马店和郑州这两个城市来比,上缴的钱是用郑州和驻马店当地的平均工资乘上他的缴费人数交上来,这个公式有利于郑州和驻马店呢?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它的统筹制度是如此低下,没有第二个国家。如果说有第二个国家,那就是加拿大的魁北克历史文化是法国传统,都说的是法语,所以在加拿大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是英法两语,一切语言都是英法两种语言,所以养老金制度这个省有一个,所以说中国是唯一的一个,统筹层次如此低下的国家,全国养老金是44000亿,它有1000多个统筹单位,一个单位平均下来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么点钱在投资无法形成规模,不能成为投资资金,那要把它弄在一起拿上来,钱少拿上来的成本就高,你们在座300人,一个人收1元钱,需要的成本就比较高,它一个人就给我300,我中间收取的成本就很低,任何事情都是要有成本的,所以在这么分散的请用下,它的这种上缴成本是非常高的,重要的是还有其他很多问题,便携性很差,就是当你从驻马店转移到郑州打工的时候,你要办转移关系,你要到上海打工,你也得办转移关系,你这一辈子走到哪都要办转移关系,只要你一年换一个地方,一年转一次,所以它的制度交易的成本太高太高了,并且走的时候,转出地要三个月,转入地又三个月工作日,加在一起就四个月这个成本就太高了,为什么呢? 因为它大部分是手工制度,这个统筹层次低导致各个地方电脑、平台、IT平台机口不太一致,所以统筹层次低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在比如说,你给驻马店、郑州转移干部,把57、58岁的干部全部转入驻马店,把37、38岁的干部自己留下来了,驻马店说你跟转下来的干部,两年内退休就要拿钱,一拿拿几十年,你留下来的都是三十几岁的干部,他一交二十多年,我们不要。 于是在这种统筹层次低的情况下,形成了参保的困难,他不愿意要,但是他可以设计种种障碍,让你很难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可极性,也就是统筹层次低存在很多很多问题,对中央来说,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困难越来越大,导致中央不得不考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实现全国统筹,你要建立中央调剂制度,全世界既然没有这么低的统筹层次的社保制度,为什么你不学其他国家,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选题,我们要是研究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我试着给你回答我的思路。 统筹层次,第一项有正面作用。我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说过央地共管也有好处,所谓的好处是统筹层次低下,收钱的花钱的那个人和花钱的那个人的责任比较统一,责任统一制度收支就容易平衡,也就是你自己挣钱、你自己花钱,你肯定要算的,如果你是光花钱不挣钱,爹妈给你钱,你花起来就没有概念,不受约束,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正面的作用,这种积极性的调动、收支的平衡跟统筹层次低下是有一定的作用。 统筹层次低下宏观的负面效应两个。 一、财政风险,从24个亿一直到去年的8004亿,二十年补贴了41100亿。 二、宏观的负面效应形成了巨大的福利损失,或者就说贬值,贬值大家听的更直观一些。我们现在沉淀的是44000亿,补贴是41100亿,也就是我用可以把几乎所有的沉淀资金都看成来自财政支出的,它只享受2%左右的利息,可是你的CPI高于2就贬值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微观层次上看,它也是有负面作用的,它是有两个负面作用。 第一、诱发了政府的道德问题。钱留在驻马店的下面的区,留在郑州市下面的区县,谁也不愿意放,放了以后影响当地的金融稳定,因为它银行的存贷。 第二、对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是产生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愿意接受年龄大的人,这是统筹层次低存在的两个微观负面的影响。 下面讲讲公平性的负面影响,也有两个方面。 一、地区失衡。地区失衡就不用说了,广东和黑龙江严重失衡。 二、待遇调整略有差异。调待的时候,尽管全国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有钱的地区和完全靠中央财政的地区不一样。 统筹层次低的基层政府原因,这就逐渐讲到了越来越接近核心的一些答案,基层政府有原因吗?为这事需要负责吗? 一、指发达地区即人口流入地区政府积极性的问题。 二、指人口流出地的基层政府积极性的问题。 对于广东是否愿意提高统筹层次? 多层次当中的第二层次是有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是可持续性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公平性的问题。它的公平性主要存在于它的覆盖面太小,导致它公平性受到质疑,能建立企业年薪的制度都是高大上的制度,都是资源垄断型的制度,所以人们把它购并为富人俱乐部,能建立这个制度的不是在中国自投的就是在外国自投的,普通的企业很难建立它,全国一共是2300多万人有这个制度,被人家叫做“富人俱乐部”,这不公平。所以这个层次很小很小,这个支柱不大,它是一个信托型的支柱,它是美国401K的制度,401K比较普及了,当大家听说401K的时候,它是企业举办的养老金制度,相当于中国的企业年金,它是第二层次第二支柱的制度,你知道这些我觉得就足够了,这个制度是自愿加入型,自愿加入就是你可以加入你可以不加入,雇主可以举办也可以不举办。为了让它的覆盖面的参与率得以扩大,2006年美国通过了《养老金保护法》,它有三个贡献,1、通过了“自动加入”制度,只要你到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上班报道,你就自动加入到这个制度里面,无需征求你的意见,但是你可以选择退出,当你第一个月被扣钱以后,你可以写一个书面申请,你申请退出,这就是自动加入制度覆盖面宽广的原因,它是来自于器官捐献,国外的器官捐献也是不多的,当代就实施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制度,人一生出来自动就可以开始捐献你的器官,归类8种器官,疾病、交通事故、意外死亡,你是自动捐献的,生下来就是自动同意,这叫做“自动同意”。 他有一次选择,就是18岁成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退出,你选择退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写一封信、填一个表,那时候18岁高中毕业了,拥有了社会交往,他不好意思写,同学都不写,它也不好意思写,所以国外的器官捐献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跟这个有很大的原因,企业年金制度就是借鉴了“自动加入”制度,这里有一个比较,2006的覆盖率是66%,2016年是77%,在自愿和自动加入的情况下,美国现在也有搞自愿加入的,美国2006年立法是雇主退出,雇主搞自动加入是合法的,给雇主背书,自动加入在美国是88%,自愿加入是58%,这里各种不同收入组也可以看出,不管哪个收入组都是自动加入比较多,自动加入高于自愿加入。 从年龄组来看,2014年各年龄组的比例也都高于2006年的,自动加入的也都高于自愿加入,姓名和工作年限也是这样。 自动加入是多层次社保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这是2006、2008年英国美国改革的第一项贡献。 第二项贡献引入了“QDIA”默认投资工具。 第三贡献美国免税账户的永久化,英国的贡献是建立TEST(国民储蓄信托)。 这里看一下这个表格,这是中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国家多支柱体系的比较,中国有储备基金,美国加拿大没有。 在第一支柱中国是44000亿,占GDP5%。美国是28000亿,占GDP16%。加拿大是3000亿,占GDP15%,这两个国家都高于中国。我们比的不是第一支柱,多层次我们比的是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第二支柱中国是1.2万亿,占GDP2%,美国是17万亿,占GDP将近100%,加拿大是1.7万亿,占GDP将近100%,这是第二支柱。 美国、加拿大的第二支柱量太大了,相当于一年的GDP。 中国的第三支柱是0,美国的第三支柱是74000亿,相当于它GDP的一半,第二支柱相当于它百分之百,第三支柱相当于它一半,加拿大也相当于它一半(57%),略高于一半,它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加起来相当于各自这两个国家GDP的150%,中国加起来就个位了。 这就是我们在多层次建设上和美国、加拿大的比较,我这里没有比较欧洲国家,欧洲只有荷兰比较好,其他都不好,为什么呢?这里有个道路之争、模式之争。这说的也是有点走得太远,我为集中时间,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没讲。 我们看合起来,中国是7、8万亿,相当于GDP的10%,美国是20万亿,相当GDP的135%,加拿大是16600亿,相当于GDP的200%,北美模式在这个方面有特征,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是否追求的是资产型的,必须要SSBASE,这是关键。我个人认为中国需要SSBASE,李光耀先生跟邓小平有次谈话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这五六百万小国都是你们中国人,都会说法语,不愿意说英语,我要让他们爱国(新加坡),怎么爱国?我给他们建立了资产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建立资产型的制度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稳定维稳成本太高,社会稳定长期来看是个问题,越往后推问题越严峻,中国的稳定问题,5年、10年、15年、20年之前是这样的吗?30年以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所以越往后我认为越有问题,这跟我们的政治领导体制是有关系,所以社保体系要选择与它相配的制度,这个制度应该选择资产型,但是资产型的选择时机非常重要,你现在选是做不成的,我们的个人账户都是空的,选了资产型制度有很多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第四个问题,讲讲从税务部门征费的冲击看建立激励机制的迫切性,1号习近平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当时的照片,习主席两次提到了“社保缴费”的问题,它说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这是讲以往、前几天以前的事情,未来应该怎么办?习主席又说,要根据实际经过降低社保缴费名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既要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逃避税,又要避免因为不当征税导致正常运行的企业停摆。 大家知道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在国外有的是税务部门收,有的是社保部门收,在国外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中国由于30多年试点的时候收的部门由各地自己选,后来就没有怎么变,所以从那个时候既有社保收的地区,又有一些市、县是税务部门收。 在1999年制定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时候,这就没有彻底改革,还是让各省去选,因为他们都想收,都想自己干。2006年-2010年在起草《社会保险法》的时候,同样面临这两个部门的争执,最后《社会保险法》也没有决定到底谁收,最后具体谁收由国务院来定,2011年《社会保险法》生效也是走了一条折中的第三条道路,在2016年营改增又挑起这个事,这个事终于在今年3月份了断了,国家规定由社保部门来征,由税务部门来征,社保部门交出来。社保2016年是个什么状况,比如说河南去年就有社保由税务部门征缴,2016年大约由社保部门的有15个,由税务部门征收的有19个,基本还是一半。为什么本来就是一半征缴,这次突然媒体怎么报道的那么激烈,为企业伸张仗义,说企业负担比较重,媒体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因为这次征缴体制改革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人设部门非常重要,核定基数、每个企业交多少,人社部门决定了告诉税务部门,就是代劳帮忙把钱征了,这会的3月份机构体制改革不是这样,而是让税务部门全权征缴,由税务部门来进行核实基数,那就不像人社部门那么好混了,人社部门它对保税的情况不太了解,而税务部门有个经费三期的强大的报税系统,这个保税系统很快就能掌握企业上多少税,马上就能知道你的工资等额、社保费,一下子就兑出来了,作为企业也确实慌了神,媒体去报道,这个事闹得也很大,于是总理也说话了,总书记也开会了,于是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件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社部门收的少,税务部门收的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社保费每年到底少收多少,这里有两个金融机构,一个中金说少收两万,国泰君安少收7000,到底少收多少钱,估算一下,以2013、2017年为例,每年大约少收三分之一。年年这样,那么一直到98年-2018年一共是少收了10万多亿,这个测算是用全国的数据还有北京的数据,差不多是少收三分之一,二十年应该收三十多万亿,实际收二十多万亿。 到底为什么少收?这里从三个部分来分析。1、有些发达省份没有按照国家统一费率去缴纳,总书记前天开私人企业座谈会,正好税务局的领导,它就问我这个事,我怎么翻遍了文件,你们社保里面根本就没有说缴费百分多少。我们按照统一费率来看,二十年下来也将近千亿,去年是最多的一年,大概百亿,这是分析少收入的第一来源。 第二个是“断保”人员,有大部分人自顾者,例如说卖水果的,烤羊肉串的。这些自顾者交它的钱给社保局,社保制度规定到了15年就可以领待遇了,到了15年他就不缴了,干等等到60岁,但是他合法了不用缴了,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断保的人越来越多,从10年前90%扩大到80%,就是不愿意交钱,因为他觉得亏了,我不知道我现在交的钱,多少年能拿回来,去年的数据告诉我们,是有5500万人断保,那就少收入5300万,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小数,与下面第三个来源缴费基数严重不实,你看看北京,北京的缴费基数,2007年之前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只是从2007年10年左右才达到40%左右,这个杀伤力太大了,这个对制度的减收太影响了,非常有杀伤力的减收的办法。没有人愿意按照实实在在的实际收入去交,包括在座所有的人,你交你住房公积金决然相反,你交住房公积金一份都不想落下,但是在交社保的时候,你挣1万你只说你赚几千块钱,全国所有人都在做假,这就是交易型制度。 博弈存在所有的环节当中,财政部与发改委之间,人设部与税务部之间,驻马店和河南省政府之间也存在这问题,驻马店和县一级政府也存在这问题,企业和政府的,企业要跑步前进,同样也必须要博弈,参保和制度之间。 博弈的原因就是降低费率,你看看这我们国家的费率,一起步我们的费率就是28%,一直到现在就是一条平线,而在美国和加拿大一起步才这么一点点,制度的退休人口的增加,工人逐渐变成老人,费率在逐渐上升,上升到某一点之后,均衡了,就变成成为一个山羊率、替代率三率均衡的,经过了这样一个的漫长的过程,才让缴费率慢慢提高上来,所以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代人,支付了制度的成本,支付了规模(阴影)的部分,搞财政的一说就说历史上中央政府没有给予转型成本的支付,我们这代人已经支付了,就是这一部分,由我们这代人已经支付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支付,政府也不支付,这个图形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交易的原因,交易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实际费率严重偏离统一法律。这是拉佛曲线,税率越往右移,税率是M,税收就是A,但是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如果税率过高,企业就停摆了,财源、减产、不生产了,你收到这就下滑到这,那大家就停产了,停产就没有税收了,这是法制型制度。我们社保费率可以拉个曲线来解释,因为我们有基数作假,就是地方政府作假,我们有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使这个曲线断裂,拉弗曲线告诉我们,过高的费率未必过高的收入,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交易型。实际费率是很低很低的,交易的第二个结果实际特带率偏离目标替代率,我们目标替代率百分之五六十,替代率就是养老金在你退休之前,比例到底是多少,从替代率74降低到54、47、44、45、46,基本上稳定在45、46之间,这个替代率就是目前交易的结果,我少交钱,缴费率降低,我才能降低替代率,目前的缴费率导致了我这样的均衡的替代你的结果,替代你就是44%、45%、46%左右,这就是交易的第二结果。 税务能多征收四分之一,人社部门能少征收三分之一。你像费率降低、断保是收不上来的,所以说只能有四分之一收不上来。以2017年为例,少收入1.7万亿,它应该能再多收上来12500亿,以2017年为例,12500亿用于什么,理论上有三个用途。1、提高替代率,2、用于投资,3、降低缴费率。 现在替代率是制度交易的结果,这个结果是生态均衡的结果,像买菜的价格一样,阴天下雨菜价就高,这是自然调节的结果,目前把45%的替代率作为自然调节,打破这个均衡的代价提高缴费率,那这是不可能的,不能提高替代率,这条路走不通。 第二个用于投资这条路也走不通。这项改革确实是一项制度创新,诞生于1997年的加拿大,加拿大改革就是这样一个思路,马上快速提高缴费率,形成资产池,用市场的手段代替了子孙后代的缴费率,这条路不行。你多收来的钱降费,那你多收了多少,那会冲击缴费的点数,名誉费率会很高,实际费率只有16%,这样的缴费率,根据实际缴费率我们就能倒算出,如果税务部门征缴,看看我们降费能降多少,我个人认为,可以把28降低到19,降低9个点,很接近16%,宽松三个点还是比较适合的,这是关于降费的建议。 我提出一个个人的想法,扩大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在北京它是大于真正实际的收入,它是103%,可能有别的收入,或者有的个别群体用其他办法扩大了基数,为什么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可以这样,我觉得应该利用扩大个人账户基数,不去作假,大家愿意交钱,办法不是加强制度增缴机构的法制性和强制性,公安局比税务局更有力度,税务局比人社局更有力度,最后不能让公安局去征收吧,住房公积金什么局也没有,它是个业余的制度,住房公积金全国专职人员只是它的一个零头,它是个业余的制度,远不如社保制度那么复杂,但是交的情况那么好,外部强制力让一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获得的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特,对制度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大家对这基数很敏感,住房公积金愿意涨基数,一涨基数特别高兴,住房公积金缴费郑州也是12%,挣10000块钱,你交1200,单位也跟你交1200,你获得的是2400,扩大个人账户,个人交6,单位要配比6,获得了12,以缴费35年为例,以8.31来算,缴费35年,用8.31利率和5%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35年缴费个人账户资产是400多万,一个月的养老金是3万多,加上统筹资金是4万多,北京的2052年,北京的社平工资是四万四,这么高的替代率多好,这个时候你还可以降低费率,美国的费率才12%,我们19%,重要的是调节139的系数,这就是税务征收引起的争论和潜在的改革的可能,中央正在制定降税方案,1月1号开始执行降税方案。 问答环节: 我讲了四个问题,下面从中央调剂、第三支柱试点、税务部门的征缴,看看大家有没有提问题。 主持人:有没有同学为老师提问题的? 郝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过去提过个人账户,现在好像不提这个问题了,意味着什么? 郑秉文:现在不提这个问题,已经执行了5年,从201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完善个人账户的执法,正是因为放弃了FBC,实行了NBC,你如果要做FBC你的账户是不可能扩大的,账户比例越高,需要的资金越多,我们为了做实个人账户,我们就有能力有条件让账户扩大,现在连8%都做不实,那需要多少年,转型成本多的国家,相当于国家GDP的三百、四百,美国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当年美国的GDP十万亿,当年养老金相当于美国的356%,中国统筹的账户的转型成本合在一起,这是2014年算的数据,贴现过来是86万亿,相当于2014年的140%、150%,这就是关于做实个人账户和名誉账户。扩大账户就等于我们有条件获得多缴多得的,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抓手,所以我在这里,我很少提出来公开不同的意见,我从今年夏天我变了,我又公布我的观点,以前我是体制内的学者,我不想那样,好几个人跟我说,越有媒体我就越说,个人账户不能缩小,甚至应该扩大,把它取消这是倒退,全世界都在搞,你拥有了20多年,你没做好,那是因为你要做FBC,这就是我对问题的看法。 同学提问:刚才教授说扩大个人账户,如何提高个人经济性,扩大个人账户,如果说扩大个人账户能够提高个人积极性的话,肯定对个人带来好处,应该怎么推广,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的个人账户。 郑秉文:在2006年,主管部门不同意,10年来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就是我,我要阐述我的观点,不管是谁,走到哪说到哪,作为一个学者我就应该这样。 张院长:尊敬的郑教授,我提两个问题,我想让你展望一下中国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提高的未来。 2、刚才你有一张图标,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你表述一下美国、中国、加拿大的确切含义。 郑秉文:第一个问题,韩正副总理是这样说的,2020年实现省级统筹,可悲的是2009年全国已经宣布了统一统筹,不是真正的省级统筹,它是自己制定了6条标准,就算实现了省级统筹。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全国统筹不好说,我今天讲,我还有好多保留的,我还是体制内的学者,我还是觉得讨论吧,我不应该说的太激烈,但是确实中国改革有意外的。2013年我们写的地区失衡,就是这个省多了,那个省少了,报纸上发了一些,仅仅5年中国变化多大,那时候要说的话就是大逆不道,没有想不到的,只有不发生的,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一个征缴体制改革导致的降费改革,什么时候能实现不好说,我只是感觉到主管部门主要工作的主管人的中央政府的担当,这属于我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 美国的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和加拿大的一样,因为他们执行了同样的税收政策,导致了它的税收政策支持养老金的政策,第三支柱是个人账户型的制度,而不是保险单保险产品,这是这国家与欧洲国家最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你是选择北美还是选择欧洲了。怎么让税收政策汇集千家万户,所以纳税人的数量越多,汇集的人数才能越多,如何让纳税人越多。我们需要人人都纳税,不意味着你现在纳税,占你税收的17%,我认为个税占总额的7%左右,现在是1亿人纳这么税,仅此而已,人人纳税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真正的成为核心价值,否则的话永远没有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是很麻烦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女生。 同学:利益损失需要弥补吧,如果不弥补是不是对政策有影响呢? 郑秉文:因为这个制度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顶层设计,如果有顶层设计是不可能这样的,我们成功40年,我们现在这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我跟大家推荐本书《拯救未来》加拿大1995、1996、1997整个改革,是一个财经记者写的,遇到的问题跟中国是一样的,但是采取的办法是截然不同的,最后采取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到目前来看是很好的,我追求过往20年,我最后一看这20年的结果是非常吻合的,更加让我坚信科学还是科学,就像盖大楼一样,盖个100层,你敢住吗,我们现在改革也是这样,你看一下那本书,就知道什么叫改革。另外还有一些改革很专业的东西,从90年代开始,具备了从限收到积累制,现在作不实账户,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希望大家看看这本书,肯定对我们启发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提问到此为止,社会保障制度离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从十九世纪末产生,到现在一百多年来,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从摇篮到坟墓,起始于十九世纪末,发展于二战以后,调整改革于上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也遇到了种种困难的问题,也面临改革的问题,不同的改革理论有着不同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 从西方来说,左和右划分三种改革观点,左派的观点: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彰显,福利国家既要满足人的需要,维持劳动力的再生态,又要控制和剥削人民以维护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二者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尽管资本主义不能够与福利国家并存,但资本注意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这就是左派的观点。 右派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崇尚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任何社会维护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允许,以国家干预在分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将使人类失去自由,是一条通往奴隶的制度,政府只能按照非强制性引用竞争机制和建设再分配的原则提供有限的社会保障,右派观点主张国家福利开支,减少对企业的改制,推进私有化改革。 中间派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很好的解决西方国家面临的危机,必须走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主张无责任既无权利,无民主既无权威的原则,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现从提供消极福利到提供积极福利的转变。 第三条道路是否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公正自由和极为平等、象征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观的提出上,吸取自由主义政策中的有力成本,更多的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减少政府的干预,其核心是在经济和社会共同分配之间寻找共同点,其目标是既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又能使广大中下层阶层的社会福利的改善。 第三条道路主张发展型的社会政策和积极的社会福利相结合。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郑院长今天围绕以“三项改革”为核心为主体,为中国当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郑院长的报告内容丰富,数据详实,学理性、实践性、操控性更强,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精彩的报告,让我们最后对郑院长今天所做的精彩的报告给予精心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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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第一讲:“四十不惑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11月3日,“中原大讲堂”第一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院长蔡昉演讲,演讲的主题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当日下午3时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坐满了在校学生、青年老师以及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等约300人,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坐在报告厅听蔡院长讲座。这是“中原大讲堂”首次在高校开展讲座。 演讲内容为,蔡昉从经济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立足于在人口红利、扶贫、农业等方面的长期专业研究,蔡昉提出了中国应当从依靠人口红利向获得改革红利转变的思路,探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路径。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产要素尚有一些潜力可挖,中国仍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等措施,增加生产要素潜力。 “要想挖掘这些生产要素潜力,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改革。”蔡昉说,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表明,每个领域都需要通过正确的改革措施激发潜力,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对于激发农村劳动力的意义,金融体制改革对于国家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意义等等。 蔡昉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成立一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蔡昉看来,自建立之初,就是要把郑州研究院作为一个综合研究院来建设,立志于把研究做实,和地方经济发展建立更多的关系。“郑州研究院成立之时,也是郑州加快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于是我们很自然选择了郑州,作为一种课题来研究、来实践。”他表示,今后还将继续调研,在更广泛的领域提供研究成果。此外,郑州研究院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开设的中原论坛已经开讲,以后会把全国各地的专家请来,结合河南省、郑州市的经济发展实践和需求,做一些讲座,在当地形成互动,让研究更接底气,也能把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实践介绍出去。 据介绍,“中原大讲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打造的一个重要品牌,每年将在不同高校开展约16期讲座,将会邀请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与地方发展结合,开展演讲内容。 另外,主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厚的人才优势,打造“中原大讲堂”人才培养、人才交流的特色品牌,把国家顶尖科研人员引进到中原进行学术交流,以院士专家的智慧、国际的视野为郑州培养出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为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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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社保改革要顶层设计与多点试错相结合

解决名义缴费率过高、激励性不足等问题 尽快实现全国统筹 人物名片:郑秉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养老与健康保险50人论坛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银保监会重大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社保基金投资和企业年金等。 核心提示:“回望4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保障快速发展双双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在于坚持多点试错,实现了用空间换时间的赶超战略目标。”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展望未来,郑秉文认为,顶层设计与多点试错相结合将是未来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社会保障未来改革取向无疑应从高速度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改革原则应盯住诸多的不平衡不充分,改革重点在供给侧。 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网络逐渐成型 中国证券报: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郑秉文: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不断探索、大胆试验的社会保障改革进程进行历史回望,对边干边学、且行且改、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改革进行经验总结,对其现状、体制和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40年来,中国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安全网基本成型,可从“制度规模”和“制度结构”两个维度上做一个概括: 在制度规模上,从零起步建立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制度规模是一个重要维度,它体现的是这个制度在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分量。 制度规模主要有覆盖人数、收支比例和储备规模三个重要指标。一是覆盖面不断扩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收支规模不断提高,成为中国最大的政府支出项目。三是基金储备规模不断 扩大,抵御风险能力不断加强。 在制度结构上,我国在单一体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社会保障安全网。制度结构也有三个指标:制度的横向互补性程度、纵向网络化程度与法制化程度。一是基本建立起非缴费型制度和缴费型制度相互配合的完整制度体系;二是初步建立起多层次“混合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三是初步建立起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法制化制度体系。 社会保障取得的成就见仁见智,总结角度不同,理解也就不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取得的成就是为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基础。 一是社会保障使“法人”企业组织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社会保障使个人成为“自由劳动者”,进而成为另一个主要市场主体,为建立全国范围劳动力市场做出重要贡献。三是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经济安全运行调节器,承担起反周期重任,为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社会保障成为人民群众社会安全网。 部分制度设计瑕疵逐渐显现 中国证券报: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主要 存在哪些问题? 郑秉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和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保障在某些领域开始出现一些不适应,甚至某些体制性优势导致的一些设计上的瑕疵开始逐渐现。例如,推动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急需建立一些可持续性机制;某些制度目标长期难以实现,某些政策不配套,某些领域甚至不得不予以重构,“碎片化”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统筹层次低下既推动制度顺利实施,也隐藏财务风险,影响了制度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泛化的各级财政责任使公 共财政与社会保险边界逐渐模糊,社会保险“软约束”使其对财政的依赖性日益增大。 具体来说,首先,顶层设计长期缺位导致制度设计遗留诸多“病灶”。一是有些预设的制度目标未能如期实现。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行的均为统账结合模式,但这两个制度引入个人账户的制度目标均未实现。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做实账户试点有待进一步探索;相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积累规模不断膨胀。 二是有些制度没有达到设计预期。2009年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农保”就是由于其制度设计与高速增长的经济不相适应,最终不得不由“新农保”予以代之。 三是有些制度配套长期缺位。一些制度顶层设计始终未能成为改革“蓝图”。例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启动已有三年,但投资体制和计发方式始终未能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没有建立起一个“按电钮”的工程。 四是有些先进和科学的技术工具始终没有应用于制度设计。精算报告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将各种经济社会因素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即使目前在15个城市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采取的依然是“多点试错”的传统方式。由此,有些改革的机会窗口逐渐缩小。 五是在经办层面“碎片化”现象比较明显。例如,机构不统一、名称不统一、标准不统一、信息化平台不统一、软件接口不统一、流程不统一等情况长期存在。 其次,统筹层次低下使制度运行质量和可持续性受到影响。统筹层次低下成为迅速扩大覆盖面和确保基金征缴的“功臣”,但也为各项社会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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